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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第2页）

为了应付可能到来的危机，我们做好了两种准备：一方面采取坚定的立场，进行必要的斗争，争取维护双方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为最终可能出现的政制不衔接的情况，做好&ldo;另起炉灶&rdo;的准备。

1993年3月，就在彭定康将他的政改方案刊登于宪报之后，中方即采取了第一项反措施，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机构的决定。

17轮外交谈判

英方见中方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采取了坚决拒绝的态度，而其政改方案又遭到各方面舆论的强烈批评，于是，建议通过外交渠道正式谈判，来解决分歧。

1993年2月6日，赫德外相给我来了一封信，建议双方&ldo;不附加先决条件地&rdo;进行谈判。

我们当时还是希望英方能够回心转意，重回&ldo;三符合&rdo;之路，同中方继续合作下去，就从大局出发，同意了英方的谈判建议。

我于2月11日回信答复赫德，提出谈判应在&ldo;三符合&rdo;的基础上进行，作为对英方&ldo;不附加先决条件&rdo;的回应。

我还指出，如英方此时将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讨论，将无益于谈判，希望英方慎重考虑。

此后两个多月里，双方就谈判的新闻发布和双方代表团的组成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内部磋商。

最后商定，于1993年4月22日在北京开始两国政府代表间的谈判。

中方代表为姜恩柱副外长，英方代表为英国驻华大使麦若彬。

中英之间的这一次交锋，长达半年之久，一共进行了17轮谈判，过程相当曲折、复杂。

中方抱着诚意，为维护双方的合作，做出了许多努力，提出了不少合理建议，也做了必要的让步和妥协。

遗憾的是，英方一直不肯放弃其&ldo;三违反&rdo;的立场，更在最后阶段，在双方就大部分问题几近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突然节外生枝，单方面中断了谈判。

随后，英方即把其政改方案交立法局通过，从此与中方&ldo;分道扬镳&rdo;，最终走上对抗的不归路。

后来，中英双方分别发表了有关谈判的详细经过，因立场不同，双方是各说各的。

原来，中英已就香港&ldo;九七&rdo;前后政制的衔接达成了谅解和共识。

七份外交文件，正是就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议员过渡到香港回归后的安排问题所达成的协议。

随后，1990年4月通过的全国人大决定，更是明确规定了这一届立法局议员如何直接过渡成为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成员。

这就是所谓的&ldo;直通车&rdo;安排。

1993年的17轮北京谈判，主要议题就是详细讨论了香港19941995年度选举的安排，其总目标就是在英方&ldo;三违反&rdo;政改方案的威胁之下，争取挽救&ldo;直通车&rdo;的安排，以确保&ldo;九七&rdo;前后政制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