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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第2页）

在这漫长的过渡期内，双方为落实协议、履行彼此的承诺，要在众多领域进行外交谈判。

当时，中方根据协议确定了总体谈判方针：对于对方在过渡期间的日常行政管理，中方给予合作但不干预；对跨越回归、涉及未来特别行政区权益的事务，中方有发言权甚至参与权。

邓小平在思考按&ldo;一国两制&rdo;构想解决香港问题时，曾敏锐地洞察到，这种解决办法的关键，在于过渡时期是否能保持稳定。

当时，我们对香港的前景‐‐领土的最终回归，是充满信心的，但对这么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能否保持平稳，还是有所担心的。

我们希望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和曲折，以致危害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中英合作生变

在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外交磋商中，中英之间曾有过一个&ldo;蜜月期&rdo;，双方合作顺利。

我于1988年直接参与香港问题的磋商时，&ldo;蜜月期&rdo;尚未结束。

当时，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进入过渡期的头几年。

双方就一些具体事务的磋商和谈判比较顺利，取得一些进展。

会谈的气氛不错，遇到意见不同，双方还是可以考虑对方的立场，交换看法，达成一些共识。

我的第一位英方谈判对手，是英国外相杰弗里&iddot;豪。

当时，他任外相多年，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全过程。

他对中国和香港问题都十分熟悉，一直与中方有着很好的合作。

1988～1989年间，我同杰弗里&iddot;豪会晤过三次。

前两次分别是在1988年6月纽约的裁军特别联大和9月的联大会议期间，第三次是在东京参加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礼之时。

记得当时主要的议题，就是中方正在起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港人的信心问题，双方交换意见比较充分，谈得不错。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后，中英关系风云突变，出现逆转。

随着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实行制裁，双边关系严重受挫。

英国似乎对1984年12月正式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有些后悔了。

6月19日，杰弗里&iddot;豪给我来信，单方面提出推迟原定于7月举行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三次会议。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自联络小组1985年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单方面推迟会议的事情。

不久，杰弗里&iddot;豪又致信吴学谦副总理，在对中国国内形势做出评论的同时扯到香港问题，说香港的信心严重受挫。

他公然提出中国军队在香港回归后究竟还要不要在香港存在的问题，并表示英方准备重新考虑1991年香港直接选举的安排，同时要求中方推迟基本法颁布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