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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作为天子，举天下供奉一人，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作为一位好天子，却不欲过用物力，尽情享受。

他登基不久，适逢母丧，特意延迟了正式入居圆明园的时间，可见自知园居是一种享乐，有碍儒家的丧制。

雍正皇帝一旦于1726年农历新正大张旗鼓入园之后，迅将园居作为常居。

他显然觉得于心有愧，所以力言圆明园不仅是行乐之地，也是行政之所，并下诏在园内处理国政。

他绝不是说说而已，立即在园中建起正大光明殿、勤政殿等官署，办起公来。

朝中将相大臣亦络绎于途，来往于紫禁城与圆明园之间。

惟当风雪严寒时，可免老臣朝见，不必为皇帝的园居付出过多的代价。

雍正为了警惕自己，在园中的勤政殿里，高悬&ldo;无逸&rdo;两大字以自勉。

雍正确实是一位勤奋的皇帝，似未因园居的快乐而妨碍公务。

也许就他而言，可以在享乐与礼教之间得到一些平衡。

自此，圆明园成为皇帝常居之所，也因而成为活动频繁的一个中枢。

从内阁大库档案可知，六部所报事由颇多与圆明园有关。

诸如礼部于乾隆三年六月，知会指名官员于初十五日五鼓时分&ldo;赴圆明园内阁朝房齐集以便带领引见&rdo;；户部于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圆明园该部朝房集议河南省、田主、佃户交收租息事；乾隆于四十六年、五十五年分别驻跸圆明园，主持殿试事宜，又于五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设宴款待朝鲜等使节，以及在京一品文武大臣与外省提督等。

皇上在圆明园设宴，引见官员，办理殿试、会试、复试等尤称常态，历五朝而不衰。

雍正扩建圆明园及其属园的欲望已很强烈，但比起乾隆皇帝来，可谓小巫见大巫。

乾隆于1738年服完三年之丧后，正式住进圆明园。

他自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刻意要求自己，如何做一个符合儒家规范的好皇帝；然而他喜爱圆明园之深，以及大事扩建的欲望，难以自禁。

在礼教影响之下，他自觉过多的营造与个人享乐有违儒家伦理，但在物质条件许可之下，仍然忍不住尽情大兴土木，以遂游观之乐的强大欲望。

从他一方面诏谕不再营建，另一方面仍营建不懈的作为上，可见其矛盾的心理。

他除了完成圆明园四十主景外，更向东扩建，营建完全以游乐为主的长春园，并六次南巡，将江南园林的精华，如狮子林等等，移植到扩大的圆明园。

长春园以乾隆退休后的居所为名建造，然而事实上，早在他退休前四十年，长春园已经建成。

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南巡的主要目的，名为探视民瘼，实为寻景建园。

他为了建园所提出的种种理由，处处显示享乐与礼教在他心目中的天人交战。

营建之欲终于战胜了简省民力之德，圆明园也就在乾隆时代成为万园之园。

大清于乾隆晚年虽已由盛而衰，但圆明园的经营仍然不遗余力地持续，这是明显地糜费国库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