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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舌战群戎（第3页）

王木木知道在座的外国人大都礼佛，但又有杀戮的经历，现在既不想放下屠刀，又想立地成佛，故此问有代表『性』，所以要好好回答一下：“本人的意见是“问政不干治”

。

过去一般人谈到宗教与政治，总认为彼此应该各自独立、互不相干，所谓“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

。

实际上，“政教分离”

虽是举世都能认同的思想，然而政治与宗教彼此又能相辅相成，互补互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例如，佛教能影响帝王的施政理念，辅助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相对的，佛教的弘扬，也要靠帝王的护持，才能普遍推广。

所以历朝以来，僧团的沙门和政治的君王常有密切的合作来往，其中或有辅弼朝政被尊为国师者，如唐太宗向明瞻法师请教古来明君安邦定国之道，明瞻法师为太宗陈述以慈救为宗的方法，太宗大悦，尊为帝相；

尤其佛教在烽火漫连的『乱』世，更经常扮演攘敌安邦的角『色』。

例如：佛陀对摩揭陀国雨势大臣昭示健全国家的“七不退法”

，巧妙地化解了一场血腥战争。

唐朝的安禄山举兵造反，军需短绌，佛教徒于是发起贩卖度牒以增加军费，为平定安史之『乱』尽了最大的力量。

可以说，自古以来，佛教辅佐、教化政治的史例，多不胜举。

由于佛教的教义与僧侣的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会，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净化世道人心，因此晋代道安大师说：”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佛陀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也将护法之责交付国王，以收”

上行下效，风行草偃”

之功。

此可证之于佛世时，因为有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的护持，佛教才能传遍五印度；佛陀灭度后，阿育王修建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并派遣布教师到锡兰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传，广宣流布。

中国因有东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高僧来华弘法，佛教因此得以传入中国。

至于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大多是由于历朝帝王保护，设置译经院，因而得以完成，如鸠摩罗什大师受后秦？姚兴的护持，在西明阁从事译经，而有《法华经》、《中论》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经论流传后世；玄奘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译出《大般若经》、《成唯识论》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经论，使法宝圣教的光辉普照于中国。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有如唇齿相依，关系密切，因此若问佛教徒可以从事政治吗？答案是肯定的。

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二应化身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其中即有国王、宰官、大将军身，以其政治背景，为众生创造富足安乐、无有怖畏的人间净土。

佛陀为国王们讲说转轮圣王的理想政治，乃至历代国师以佛法的智慧辅佐帝王治理国家，在在证明佛教徒可以参政，但不必直接干治的中道思想。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保有‘问政不干治’的态度，但是如果有佛教徒参与政治，其实也没有不对，现代社会应该要有雅量接受，不能剥夺佛教徒乃至僧侣关心国家社会的权利，因为出家是信仰，参政是人权。

至于佛教徒能否参战？其实佛教本来就有在家与出家二众，即使是出家的比丘也有服兵役的义务；既然服兵役，国家是大我的生命，是众人所依，为国捐躯，为国牺『性』，为国杀敌，为国而战，不管在法律或舆论共识上，都会有公论的。

就是在佛教也有所谓的‘三聚净戒’，包括了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其中饶益有情戒是属大乘菩萨戒，所以佛陀在因地时为救五百个商人曾杀一个盗匪，这种为慈悲救人而杀，为饶益有情众生而杀，不是为瞋而杀，好杀而杀，非一念之仁，片面之仁所能比拟的。

同样的，佛教徒参战杀敌，他不是为瞋恨而杀人，而是为尽忠报国，为了救生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此救国救民之举，绝非『妇』人之仁可喻。

再说，国家战争也不全然是残杀无辜，有的王师之军是为了惩罚坏人、暴徒，有的救人于水深火热，有的保家卫国，在战争中也能表达仁爱、慈悲，在战争中更能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救济伤亡。

当然，战争是不得已的手段，非到必要时最好能用其他的方法，例如和平、道德、感动的力量都远胜刀枪。

在中国的三国时代，诸葛亮”

七擒孟获”

，他知道杀一个孟获容易，但还会有无数个孟获起来反抗，所以用感动的力量才可以让人心服。

其实，佛教徒在修行的过程中要降魔，降魔就如战争，每个人内心里也有八万四千个烦恼魔军，也要降魔，也要战争。

至于现实生活中能否参战？这就要看自己的人生观，如果是小乘修道者，小乘人要求消极的慈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杀生，这当然是好事；但大乘佛教主张在必要时，应该以力量折服敌人，也有需要。

所以参政、乃至参战与否？就看自己是发小乘的自了心，还是行大乘的菩萨道而定了。

总之，人本来就是政治动物，关怀社会则不能不关心政治，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人是群众动物，无法离群索居，势必与大众有密切关系；既然无法离开群众，自然不能远离政治而生活。

所以，佛教对于社会的关怀、人权的维护、民众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当然也不能以远离政治为清高，所谓”

问政不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