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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章（第2页）

直到1967年我参加了在贞女岛召开的一个国际汉学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ldo;中国的文学批评&rdo;，所以我才开始写关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的文章。

我写的题目是《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

从此，我又开始了对词学理论的探索，这是我到海外以后研究方向的又一个转变。

我的写作本来是为己的欣赏，后来转到了为人的对传承的关怀，又转到对文学理论的探讨。

那时我虽然是转到了文学理论的探讨，但是我还是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框架之中。

我这个人是好为人师，急于要把我所知道的诗里的好处、词里的这么丰富的内容告诉别人，总是希望别人也知道这些好处。

可是同时，我也好为人弟子，非常喜欢学习的。

我在海外查着英文字典教书，教了几年以后，查的生词多了，我的英文听力、阅读能力都慢慢提高了，就常常去听他们西方人的课，还借那些西方文学理论的书来看。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文学理论，而且用之来讲中国的诗词评赏。

四、中国词学理论的探索

我从十几岁开始填词，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根本没有理论的观念。

我以同等学力考上初中时，母亲为了奖励我，买了一套《词学小丛书》给我。

这套书里有一本就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这本书就成了为我开启通向诗词欣赏之门的一把钥匙。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这本书的要义实在并不完全了解，但是读起来却常常有一种直觉的感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我对王国维关于&ldo;境界&rdo;的说法，觉得义界不够明确，还有他对于南宋词只喜欢稼轩一人，对于其他各家都不喜欢，我也觉得他有些偏见。

那时我对于这些困惑没有深入研究，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开始在台湾的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教词选课以后，我才对词这种文学体式的源流演变以及怎样评赏词的美感特质，开始了反思和探索。

从上世纪的60年代到本世纪之初，经过四十年来教研的反思和体认，对于过去我所看过的一些前人的词话和词论，才慢慢有所辨识，对于这些词话和词论的得失才有了比较清楚的体会。

我写出的第一篇有关词学理论的正式论文，就是前面提到的《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

1967年我参加了在贞女岛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ldo;中国的文学批评&rdo;，这篇论文是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

当时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客座讲学，哈佛大学的海陶玮教授帮我把这篇文稿翻译成英文，在会上作了报告。

这篇论文后来被编入了这次大会的论文集，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我想那是因为在当时的北美汉学界，还很少有人对于中国词论做过如此深细之研究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