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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类似的恶语，在《阿q旧账》、《志摩纪念》、《半农纪念》、《苦竹杂记&iddot;后记》等文中，均有所流露。

在周作人看来，老人就应像老人的样子，不可轻薄做些越轨之事。

他认为鲁迅之加入&ldo;左联&rdo;，翻译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实在是不安本分、投机的缘故。

周作人此间的态度，不免孔孟儒学的遗风，或带有生物本能的欲念分析也未可知。

总之不是思想上的解析，而多人的动物性本能的揣摩，可谓恶毒不浅的。

曹聚仁说这是周作人的损失，我以为是确实的。

其二，周作人对鲁迅的攻击，还集中在要不要文化自由主义的问题上。

在周作人看来，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是思想的定于一尊，左翼文化固然有反抗压迫的一面，但那种原则便有独尊的一面，八股的一面。

1935年，他在《关于命运》一文中，以宿命口气云：&ldo;我说现今很像明末，虽然有些热心的文人学士听了要不高兴，其实是无可讳言的。

&rdo;又说：&ldo;我们现在且说写文章的。

代圣贤立言，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是八股时文的特色，现今有多少人不是这样的?功令以时文取士，岂非即文艺政策之一面，而又一面即是文章报国乎?读经是中国固有的老嗜好，却也并不写新人不相容，不读这一经也该读别一经的。

近来听说有单骂人家读《庄子》、《文选》的（鲁迅曾与施蛰存围绕《庄子》、《文选》问题展开过笔战，批评过施蛰存在《庄子》、《文选》上的态度。

‐‐引者注），这必有甚深奥义，假如不是对人非对事。

&rdo;[5]随后他在《谈韩退之与桐城派》、《科学小品》、《关于焚书坑儒》、《遵命文学》等文中，大骂载道派的理论，对&ldo;党八股&rdo;、&ldo;文艺政策&rdo;多有微词。

我觉得这是有影射鲁迅的地方。

1936年，周作人所作《遵命文学》一文，直接把矛头指向鲁迅和左翼作家：

对青年的朋友谈八股文试帖诗，恐怕难免有点隔膜吧，那么，我们也就不妨来改谈&ldo;宣传&rdo;。

我平常对于宣传不大有什么敬意，因为我不相信广告。

其实店铺里倒是有些货色的，广告不过把次货说得很好，宣传往往是将无作有。

仔细想起来，宣传与广告并不是一路，广告似乎写情书，宣传乃是做八股。

科举停了三十多年了，看近年许多宣传，自标语以至论文，几乎无一不是好制艺，真令人怀疑难道习得性真能隔世遗传的么?表面上就只缺少一个&ldo;赋得&rdo;的题目，实际上自然还是有的，例如赋得拥护，赋得打倒，赋得纪念之类，短的标语即是破题，长的论文则满篇矣。

或拥护或打倒，俨然&ldo;汉高祖斩丁公论&rdo;式也，&ldo;若是乎从者之廋也&rdo;体的文章宜于嘲骂论敌，若发挥意见时又可以用&ldo;池水夜观深&rdo;的魔语矣。

宣传在别国情形如何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差不多同化于八股文而成为新牌的遵命文学，有如麻醉剂之同化于春药。

本来遵命文学做做亦何妨，旁人亦不必反对，只要他没有多大害处。

然而不然，遵命文学害处之在己者是做惯了之后头脑就麻痹了，再不会想自己的意思，写自己的文章。

害处之在人者是压迫异己，使人家的思想文章不得自由表现。

无古今新旧，遵命之害一也，科举的文诗为害已久，今岂可使其复兴。

凡写文章须先自反省，此是一种八股否乎，然后再下笔，此弊庶几可免。

但亦曰庶几耳，若要全去，恐非好好教养五百年不可，其时就是黄河也当清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