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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2页）

&rdo;这也感化了清朝政府的一些决策人。

所以，鲁迅去日本时，正是中国留学热升温之时。

人们向往西学，多以学自然科学为主，所谓科学救国，是当时许多人的梦想。

周氏兄弟，照例也被这梦所深深地感染过。

鲁迅是在1902年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的。

13日，便把去日本途中的日记《扶桑记行》寄给国内的周作人，文中记叙了出国的心境，内容很是引人。

可惜《扶桑记行》已佚，只在周作人回忆中略有印象。

这日记对周作人影响不小，大哥的远行，对他无疑是个刺激。

鲁迅当时入的是东京私立弘文学院，共生活了两年，主要是攻读日本语。

入学不久，便穿着弘文学院制服，照了三张照片，其中一份寄给了周作人。

照片背后题词云：&ldo;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

&rdo;鲁迅的英姿很是引人，眉宇间有种神气在，周作人接到信后，羡慕与怀恋，一时涌现出来。

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说：&ldo;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

&rdo;这是兄弟间友情的例证，此时二周的心境，被同样一种情怀所笼罩着。

读周作人的文字，其情其态，真是跃然纸上。

鲁迅到日本后，不断有信寄给弟弟，并将在东洋读书的感想告知家人。

他向作人推荐了许多好书，使弟弟眼界顿开。

周作人日记载：

[壬寅六月十五日（1902年7月19日）]又作致韵仙信，托买闽人严几道复新译穆勒《名学》，格致书也，大哥来信云甚好，嘱购阅，故托彼往买。

信未发，待有来函，知寓何处，始可寄往。

[壬寅年十一月廿九日（1902年12月28日）]谢西园来，交大哥十七信五纸，并浙江同乡会章程乙本，系十月新定，会中月出《浙江潮》杂志一种，每本四角，约八万言，悉载浙事，并设调查部查浙江事宜，极为详备，浙人阅之为便，定明正出书，大哥已定，后当寄回，并梁任公《新小说》云亦已购，皆佳书也。

[癸卯三月初六日（1903年4月3日）]接日本二十函，由韵君处转交，内云谢西园君下月中旬回国，当寄回《清议报》、《新小说》，闻之喜跃欲狂。

鲁迅初到日本，&ldo;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

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rdo;[1]那是求学心切的年龄，又在异国，精神的兴奋，使自己处于一种冲动之中。

除日语外，他涉猎了大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书籍，思想活跃得很。

周作人虽远在国内，但依稀地可感受到哥哥的脉息，寻求异国流出的精神资源，对他们是件快意的事情。

那时的中国人，已渐渐意识到维新的意义。

而且日本也成了中国变革者集居之地。

自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后，不断有人在东洋从事思想活动。

人们多主张学习日本文，可增进新知。

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说：

我国人之有志于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所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

……中国人而得此，则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聚出。

如久餍糟糠之人，享以鸡豚亦已足裹腹矣，岂必太牢然后为礼哉?且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先通日文，以读日本所有之书;而更肄英文，以读欧洲之书，不亦可乎?[2]

鲁迅与周作人那时都喜读梁启超之文，想必类似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周作人后来也步长兄的后尘，到日本来，也是求生路的选择。

现代中国文明史，留学生是起到巨大作用的。

从别国盗来新生的火种，对那代人来说，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