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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2页）

金块辩论：货币主义vs凯恩斯主义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英格兰银行货币发行工作并不顺利，金德尔伯格甚至认为在19世纪英格兰银行发出的银行券不仅没有改善货币供应，反而使得货币供应更差。

事实上，银行券的法律地位虽已确立，但仍在19世纪引发反复讨论。

正如前文所谈，银行券的法律地位在18世纪末被界定，伦敦商人也不打折扣地接受银行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一劳永逸，尤其在危机多多的19世纪。

作为纸币的一种，银行券问题永远在于其信用备受质疑。

随着英国汇率在19世纪初期下降，银行券继续贬值，黄金则日益升值，通货膨胀和今天一样成为19世纪初期英国人的重大国计民生问题，引发多次辩论。

从当时的历史状况来看，在战争夹击之下，货币有时过度紧缩，有时过度宽松，通货膨胀严重，黄金价格起伏不定，对应的纸币价格也起伏不定。

1810年，英国甚至为此成立了金块委员会（bullionittee）来调查英格兰银行在其中的作为。

当时存在两种主流声音，一种认为银行券背离黄金价格是因为发行过多，而且银行停止兑现，而另一种认为纸币是按照社会需要进行发行，银行券不兑换也不会发行过多。

这一场著名的论战被称为金块辩论，要点不仅在于银行券或纸币的发行，更在于银行券是否应该无条件兑现。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在不同阶段各有优势，第一种意见是所谓金块论者或通货主义，第二种则被认为是反金块者或银行主义。

英格兰银行行长约翰&iddot;惠特默1810年在金块委员会的证词就充满了过度自信与同义反复，宣称当年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数量和大众需求量完全相称，而且考虑了所有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

不过，经济学家李嘉图属于前者，甚至在他的呼吁影响之下，银行券曾经一度恢复兑现，但随之而来则是1825年危机等几次兑付危机。

最终妥协的结果，是在当时英国首相皮尔（sirrobertpeel，1788‐1850）力主之下，1844年出现了《皮尔条例》，一方面统一银行券的发行，除英格兰银行外，在条例颁布以前，已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其发行量不得超过前12个星期的平均发行量，另一方面限制银行券数量，建立银行券发行准备，英格兰银行只能发行1400万英镑的无黄金准备的银行券，超过这一数量的银行券发行都要有百分之百的黄金或白银做准备，而且白银不得超过20。

这一政策一方面肯定了英格兰银行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也为银行券也就是英镑价值稳定奠定基础，但是过于恒定的货币标准，实际上也使得英格兰银行在非常时期无法提供足够流动性。

比如大萧条时期，&ldo;钱荒&rdo;的结果必然是危机的扩大化。

作为那个时代最睿智的货币观察者，《经济学人》总编白芝浩认为英格兰历史上数次危机中，最值得一谈的是1825年发生的第一次恐慌，1793年与1797年则由于过时而难以学习总结教训，他甚至极力淡化1844年条款（《皮尔条例》）的束缚对英格兰银行处理此后三次恐慌的影响。

他认为恐慌初期，英格兰银行没赶上被束缚，到了恐慌末期，束缚又已经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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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芝浩的著作《伦巴第街》中对于货币的论述迄今仍旧堪称经典，他指出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不仅是伦敦，甚至是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所有银行的准备金，&ldo;一国银行业的最终准备金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为满足某种必需的用途而保留的，其中一个用途就是满足由国内恐慌导致的现金需求。

解决国内信用缺失导致的资金流失的最佳办法就是无约束地发放贷款，防止衍生破产的最好办法就是阻止导致衍生破产的原始破产。

恐慌造成流动性匮乏，信用过程陷入瘫痪。

如果恐慌的过程伴随着资金外流，那么在提供贷款的同时应该提高利率，与此同时应该试图向公众传达资金充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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