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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人力资本 供给结构的转折性变化（第3页）

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很低，经常显著低于生存工资水平，而当越过刘易斯转折点后，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将会高于农村的实际工资水平。

2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与边际生产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显著。

在劳动的无限供给阶段，两者之间相关系数应为零，即工资主要由社会因素决定的“生存工资水平”

给出，而与劳动边际生产力不相关。

但在劳动有限供给阶段，工资与边际生产力之间相关关系应该非常显著。

因此通过考察相关系数的转折性变化即可以判断跨越转折点的时间。

3传统农业部门实际工资是否出现快速上升。

尽管在存在剩余劳动力时生存工资水平也可能上涨，但这一般是缓慢的，如果实际工资开始快速上升（但要排除这种工资快速上升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政策变化或经济周期因素引起的情形），即可以认为转折点到来。

4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异是否缩小。

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以后，非熟练劳动力（在中国我们用农民工代替）的供给变成有限的，因此工资差异的扩大趋势会减缓甚至开始缩小。

5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数量，相对于现代部门工资率的弹性是否下降。

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该供给弹性应该是无穷大（或者非常大），即现代部门工资的小幅上升就可以吸引大量来自于农村的转移劳动力，而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该供给弹性变成一个有限的正数。

上述五个标准中，标准1和标准5与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直接相关，是在转折点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的结果，也是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最直接的标准，234是辅助判断标准［日］南亮进著，关权译，《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但由于理论模型是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得到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高度抽象化的，而实际情况往往比理论复杂得多，此外也可能存在数据上的缺陷，所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识别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对于判断拐点的到来非常重要。

刘易斯（1972）曾指出“模型所需要的条件是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零边际生产率并不是必要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刘易斯模型转折点最本质的特征是劳动供给弹性发生了变化，其他如实际工资上升、工资差距变化、边际产出变化都是辅助性判断标准。

因此，下文将主要基于标准345判断中国是否以及何时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

2008年以后农民工工资水平快速增长且与城镇职工差距开始缩小，符合刘易斯转折点的典型特征

刘易斯转折点的一个很重要标志是真实工资水平开始快速上升（标准3）。

在最初的刘易斯模型中，并没有区分是转移劳动力还是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因为两者是相同的，但实际上转移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工资有显著差别，因此我们主要考虑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变化。

卢锋（2012）对1979～2010年农民工工资水平进行了细致的甄别和估计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

，《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但该文的最终数据是采用多种数据源的简单平均，因此很大程度上受不同来源数据的波动影响，考虑到自1995年以后即有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全国调查数据，数据年限符合本研究需要（绝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在2004年及以后），而且农调队数据具有标准统一、代表性和覆盖面强的特点，因此本研究采用农调队的农民工工资数据进行分析。

2001年，全国平均农民工月工资为644元，到2004年提高到780元，2007年提高到1060元，到2012年达到2290元。

考虑到价格因素，用CPI和GDP缩减指数平减后的工资水平同样显示出快速上升趋势。

例如，用CPI平减的工资水平在2000年时为130.4元（1978年不变价），2004年为171.1元，2007年和2012年分别为214.7元和395元。

从实际工资增长趋势判断我国大约在2008年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有企业改革影响，农民工工资跌至1990年的最低点，此后工资水平有所回升，但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实际工资并没有上涨，2001年是实际工资的一个较低点，此后2001～2007年间，工资水平开始持续增长，平均每年增长6.6%（用CPI指数缩减，而从2008年起，农民工工资提高速度明显加快，2008～2012年间工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4.4%，是2001～2007年间年均增速的两倍多，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现大量返乡农民工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水平仍然持续上涨，这符合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时工资水平较快增长的特征。

2001～2007年期间农民工工资水平持续较快增长，是不少研究判断2004年前后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依据，但这一论据的可信性值得商榷。

一是因为相对于GDP增速而言，这一时期工资增长速度仍然缓慢，且2004年实际工资增速与前后年份相比也没有显著的变化；二是因为这一时期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自2003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出台“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依法签约保障农民工收入”

、“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

、“落实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

等方面的文件和规定，这些文件从最初的“意见”

、“暂行办法”

，逐步落实成为规范的制度措施并在现实中实施和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

另外这一时期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等支持农业发展也提高了农村地区的保留工资水平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