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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章（第2页）

柏林的地下长眠着我的父母和弟弟。

对我来说，德国是我奋斗过的地方，是我力量的源泉，也是我爱过恋过的地方。

我在德国这块土地上既做出过贡献，也有过失误，做过错事。

我在写给联邦检察官冯&iddot;施塔尔的信中说：．我和东德谍报机构的其他成员参与冷战的方式与其他谍报机构成员没有什么不同。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冷战似乎还在继续，非要决出个输赢胜负不可。

败者的下场就是受到无情的报复。

　　我想清楚无误地说明，虽然我可能会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一旦得到可以受到公正审判的保障，我会毫不犹豫地返回德国。

与此同时，我还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克格勃柏林站站长诺维科夫。

他微微一笑，说克格勃已经知道西德当局企图以免于起诉我为条件换取我向他们泄露机密，并对我拒绝合作的立场感到欣慰。

他没有透露克格勃是怎么知道的。

诺维科夫向莫斯科汇报了我们会晤的情况。

几天后，我收到他的一个口信，说任何时候我遇到危险都可以找克格勃。

我和诺维科夫一致认为，危急关头我和妻子自己想办法逃离德国，以避免造成苏联人插手的印象。

必要时，我可以拨一个秘密电话号码，克格勃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事到如今，这已是我们能够指望的最大协助了。

我当时仍心存一线希望，在欧洲避上几个星期的风头后，待德国国内的迫害浪潮平息下来即可回国。

9月28日，距德国统一还有6天，我和安德烈她悄悄打点好行装，动身去奥地利。

我们持的是真护照，开的也是自己的车。

我可不想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违法行为被人抓住，因此出国旅行从来不持假证件。

我们像夏末去山区度假的旅游者一样，驾车驶向德奥边界。

边防警察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我俩的证件，挥手放行。

待车子驶到警察视线之外后我停下车，与安德烈姬紧紧拥抱，好似一对寄宿学校逃学的顽童。

随后的两个月里，我和安德烈哑开车在奥地利乡村转来转去，专拣小旅店或私人出租房间住宿。

有时，奥地利左派圈子里的老朋友请我们住在他们家里。

我和安德烈娅都没有化装。

10月3日我逃离德国的消息传出后，各家报纸的头版经常可以看到我的照片。

不消说，旅馆大厅和服务台都摆放着这些报纸。

奇怪的是，似乎没人想到我就是这个失踪的&ldo;头号通缉犯&rdo;。

有几次安德烈娅注意到有人仔细打量我，或有人小声惊叹。

这种时候，我们便立即转移他处。

这段经历极不寻常，既让人提心吊胆，又其乐无穷。

说来也怪，我竟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

不过我深知我俩不可能像美国的邦妮和克莱德这一对年轻罪犯一样永远同警方周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