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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第1页）

我们想再试试能否去以色列，但没有结果。

以色列人曾许诺过给我签证，可到了维也纳后又杏无音讯。

我不想为了拿到以色列签证在奥地利首都久留，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直到1995年，我才去成以色列。

以色列的《晚报》报社邀请我与一批摩萨德的退休官员会面并会见前总理沙米尔）。

一天晚上，我和安德烈娅在下榻的一个奥地利村子吃晚饭。

望着她那张楚楚动人又忧心忡忡的脸，我意识到眼下只剩下去俄国这一条路了。

我当时仍抱有一线希望，戈尔巴乔夫会在他的朋友科尔面前为我们求情。

我在奥地利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回音。

1990年11月，我翻出逃离德国前克格勃在柏林给我的那个秘密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俄国人。

我按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告诉他，需要克格勃帮助的时刻已经来临。

两天后，一位俄国代理人在匈牙利边界接上我和安德烈娅，开车横穿匈牙利平原。

路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一行三人开车经乌克兰驶抵莫斯科。

虽然浑身精疲力竭，却有如释重负之感。

逃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抵达莫斯科后，舍巴尔申在位于亚塞涅沃的外国情报局总部设宴为我们接风。

宾主共同举杯，庆祝我安然脱险。

然而席上的气氛却显得颇为拘谨。

主人为我没有得到戈尔巴乔夫更多的帮助感到尴尬。

老熟人克留奇科夫没有出面见我，只通过费林和苏共中央向我转达了他的问候。

这位克格勃首脑告诫我不要回德国。

显然，苏联上层内部对我投奔苏联一事内心不无矛盾。

一方面，出于过去的情谊，他们感到向我提供庇护义不容辞。

另一方面，又不想张扬此事，以免损害与波恩这一更重要的关系。

一向对我有求必应的莫斯科各部门开始给我吃闭门羹。

或者说，按照俄国人的惯常做法，对我的请求不置可否。

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次在苏联受冷遇。

为了写这本书，我需要查阅一些旧日的北约文件。

这批文件当初还是我手下的间谍搞到的，并由我转交给莫斯科。

到头来这批文件我连个影也没看到。

当然，俄国人并没有一口回绝我的请求，只是婉转地告诉我说，&ldo;出于技术上的原因&rdo;，无法拿到当初我亲手交给莫斯科的这批文件。

逗留苏联期间，我竭力为以前的老部下、间谍和我本人寻求政治和法律上的帮助。

此外，还走访了青年时代的老朋友，并为撰写一本烹调书收集俄国菜谱。

我儿子萨沙当时由安德烈娅与前夫生的女儿照管。

他也不时过来看望我们。

一直到1991年8月，我们在莫斯科过得十分惬意。

然而我极其思念在德国的家人和同事，渴望回到他们中间。

留在苏联意味着隐姓埋名了此一生，与流亡者没什么两样。

入夏，苏共中央邀请我和安德烈妞去黑海海滨雅尔塔专供要人住的一栋别墅度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