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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2页）

国藩做京官那十几年，家乡几任父母官的官声都不佳，&ldo;先是，湘乡钱漕地丁悉由书吏征解，浮收倍取，恣为奸诈&rdo;。

102道光二十八年，县中士绅甚至推生员王錱为代表，赴京上告（王錱因病于武昌折回，没有告成）。

但曾国藩极不愿家人干预地方事务，给人以武断乡曲的劣绅形象，故为家人出了个应付的主意，要家人在地方事务中，保持一种置身于事外的超然立场。

&ldo;我县新官加赋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

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

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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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清官则不同。

道光三十年，酃县知县朱孙诒调任湘乡，这是位清官，下车伊始，即召见王錱等士绅，询问一县之利弊，随后便对赋税的征收做出了根本性的改革。

&ldo;朱公易为民自投纳，官给以劵，不复假手书吏，祛百年积弊。

&rdo;104故大得全县绅士百姓的支持。

不用书吏，那么征收的工作交给谁?朱孙诒决定交给绅士们来做，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以至于一向置身于事外的曾家，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改革。

在给国藩的家书中，竹亭公之兴奋溢于言表：&ldo;今年钱粮公事办得极好。

朱石翘父台（石翘为朱孙诒之字，父台为对父母官的尊称）不受钱，有能有为，不为吏所惑，除弊务尽，除恶必去。

百余年积弊一旦去之，千百抗户一旦乐输，甚非易易。

余与赵玉班、朱尧阶、贺石农、刘月槎及潢男（即国藩的二弟曾国潢）等十分辛勤帮石翘父台办成。

十月廿四日，我都（指曾家所在的二十四都）米已齐上;各都均踊跃，完粮者欢声载道。

至乐捐以弥补上年户房书办亏空。

正饷随各姓捐照样，去年粮户两房包征浮收，连捐项尚是减价，并无勉强者。

&rdo;105又云：&ldo;予数月奔走，费钱费力不惜者，因由此好官，得成好事，各都绅耆皆踊跃从事，所以易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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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而外的另一件得人心的大事，即整治恶势力，安定地方，由于得到士绅们的支持配合，也得以顺利完成。

湘乡如同他处，也有会党活动，还有些为恶乡里的地痞恶霸，纠结宗族势力，偷盗抢劫，抗税抗粮者，共同构成了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

朱孙诒在改革弊政的同时，对这类人也出以重拳，一举端掉了有会党背景的熊聪一团伙与左光八等黑恶势力。

107士绅们以前对这些人畏避三分，现在有官府牵头整治，众绅极为踊跃，甚至派出数千乡勇参与行动。

用竹亭公的话说：&ldo;我县粮饷、会匪二事相因，会匪有粮者不少，抗粮之户从此生端，而会匪之羽翼更多，亏欠公项之户房又从而阴护之（李寿七、李寿二等是也），所以不畏官催，不惧国法。

今年赖有此好制军，好县官，绅士乃敢出力帮办，真是官清民安。

&rdo;108官清民安，反之，官不清则民必不安，早晚会酿出大乱子来。

可惜这个简单的道理，被私欲蒙住了眼睛的官员往往视而不见，甚至与地方恶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直至乱象四起，民心丧尽，方悔之无及，而历史很可能已不会再给他们洗心革面的机会了。

曾国藩是深明这个道理的，他也十分清楚，广西大乱的根源，即出于地方官员的养痈遗患。

所以出山伊始，即以除暴安良，安定地方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