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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2页）

但宋朝的政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大体上能保持着制衡性与竞争性，首先是政府‐台谏的二权分立，台谏完全独立于政府，台谏官有点像现代议会政治中的议员。

宋人说，&ldo;本朝谏臣之盛，古未有也。

&rdo;这不是吹牛，至少在仁宗朝，台谏&ldo;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rdo;。

在咄咄逼人的台谏官之前，身为宰相的范仲淹与杜衍也不敢庇护苏舜钦。

范仲淹虽保护过滕子京，但御史中丞王拱辰不依不饶，逼着皇帝将滕子京贬到南荒之地。

另一个创造了政治制衡的机制，是表现为&ldo;异论相搅&rdo;的派系竞争。

庆历四年的&ldo;进奏院狱&rdo;具有不必讳言的党争背景，据《东轩笔录》记载，王拱辰在扳倒苏舜钦等人之后，曾向前宰相吕夷简表功：&ldo;聊为相公一网打尽！

&rdo;我们现在知道宋朝的党争导致了很多恶果，不过也应承认，那是党争恶化的衍生品，良性的党争则可以创造一种政治压力，让执政团队保持警醒，以免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苏舜钦若非公款吃喝，也不至于受到弹劾。

进而言之，若非有&ldo;异论相搅&rdo;的政治竞争，大概也没有人敢打当朝宰相女婿这只&ldo;老虎&rdo;。

治理公款吃喝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但需要建立严密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有一套使制度启动起来的机制。

宋朝并未能根治公款挥霍之风，因为一套制度运行起来，免不了要打一个折扣。

不过比之明清笔记所记录的触目惊心的官场吃喝风气（可参见《道咸宦海见闻录》、《官场现形记》等），宋朝的政治生态毕竟要健康得多。

商人的黄金时代

商业无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人类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一跃进入彼此联系更紧密、分工更细致、生活更多样化的复杂社会形态，商业提供了最伟大的驱动力。

有人说中国儒家传统有抑制商业的习惯，这话其实不对，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子贡因经商有道，家累万金，富可敌国，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

孔子从来没有因为子贡的商人身份而对他有任何歧视，恰恰相反，孔子以&ldo;瑚琏&rdo;比喻子贡，认为子贡是国家社稷的大器、良器。

不过，后世的统治者，出于独尊皇权之需，对商人有可能与国君分庭抗礼的潜在力量很是顾忌，所以历代王朝几乎都制订了抑商、辱商、贱商的政策与法律（这一传统来自法家的思想），将商人列入市籍，视同贱民。

秦朝曾将一大批有市籍的商人以及父母、祖父母为市籍的商人后代，发配戍边；汉朝立国，&ldo;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rdo;；唐朝&ldo;禁工商不得乘马&rdo;；&ldo;工商杂色之流&rdo;，&ldo;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rdo;；明清两代也均有抑商或贱商之政，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强烈的&ldo;重农抑商&rdo;情结，他建立明王朝之后，即严禁农人弃耕从商，商人外出经商，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否则按游民处置，&ldo;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rdo;，商贩被与仆役、倡优、贱民同列；清代的雍正也深具&ldo;重农抑商&rdo;思想，他说，&ldo;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rdo;&ldo;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

&rdo;所以应当劝农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