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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第2页）

各地的地主阶级，用各种不同形式加重了对农民的地租剥削。

有的是增加了押租（即佃户在承租地主土地时所付的一笔押金），有的是要农民按谷价交钱，而在收租时高估谷价。

地主们，特别是大地主利用官府的威力催逼佃户交租。

例如，光绪二年（1876年）的报纸上这样记载说：&ot;苏之业田者（即地主），遇有佃户欠租，无不送官追比，击其臀复枷其颈，或三日一比，或五日一比。

比时或笞八百，或笞一千，惟业田者之所欲。

每至冬间，三县头门左右缧絏而荷枷者以数百计。

&ot;2这说的是苏州三县（当时苏州城分属长洲、吴县、元和三县），全国其他地方也是相似的情形。

经过十八年的农民起义战争，各个地区，尤其是在动乱较大的地区，发生了地主阶级的土地重新分配的现象。

有些原来的大地主没落了，有些中小地主破产了。

而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兴起来了一批新的权贵，他们依靠兵权和官权成为巨富，用收买和巧取豪夺的方法兼并土地。

湘军、淮军的将领们和参加反革命战争的其他将领们都在他们的本乡或别的地方成了大地主。

湖南湘乡的曾国藩家早已成了大地主，单是曾国荃就拥有耕地六千亩。

安徽合肥李家（李鸿章兄弟共六人）土地更多，集中在他们手里的耕地达六十万亩之多。

河南项城的袁甲三（曾负责剿捻的军阀，袁世凯是他的侄孙），占有的耕地也有四千亩到五千亩。

在太平天国战争后二三十年中，由于军阀、官僚以及大商人兼并土地，许多小自耕农以至中小地主丧失了土地，沦为佃户和贫民。

清朝政府在太平大国战争后，对于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曾宣布减收田赋。

这是因为事实上不可能照旧足额地征收田赋，同时这又是在大乱之后团结和安定地主阶级的一种措施。

地主们丝毫不因为当年的国赋有所减轻而对农民少收一点租。

所以当时人说：&ldo;国家之赋额减，而民间之租额未减。

有田者蒙其惠，无田而佃人之田者仍不获其利&rdo;1。

真正受惠的只是豪绅、大地主，他们&ldo;每遇开征（开征漕粮），随意封送银两，谓本年之所应完，就此了结，余欠概置不理&rdo;2，甚至还有根本抗不交纳的。

地方官不敢&ldo;得罪于巨室&rdo;，对他们无可奈何。

这样，国赋的负担势必重重地加在辛苦劳动的农民以至中小地主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