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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2页）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各处的所作所为。

这些西方的来客用他们最初到达中国的行为介绍了他们自己，从而迫使中国人采取了某些他们认为理所应该的措施。

虽然中国在封建时代已有同外国进行和平贸易的悠久历史，接待外国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士从来是好客和没有民族偏见的，但从十六世纪以后，中国人不得不对这一批批新来的&ldo;不速之客&rdo;实行严格的防范和限制，他们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

另一个美国外交家、作家科士达在1904年的一本著作中这样写道：&ot;在十六世纪，中国的统治者没有忽视已经以武力占领了菲律宾、爪哇和其他海岛，并在印度和马来半岛取得了立足点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侵略气焰。

在中国自己的港口与这些民族以及英国人的早期接触中充满了暴行与杀戮，这就使中国当局在十七世纪采取了导致封闭除广州外一切港口的严重步骤，而且，即使在广州，对外交往也是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进行的&ot;1。

广州早在宋朝时就是进行中外互市，允许外国船只（主要是阿拉伯人的船）停泊的口岸。

到了十六世纪中叶，明朝政府曾禁止外国船只到广州，规定葡萄牙人只准在电白、上川岛、澳门这些比较远离省城的地方进行贸易；这同前面所述的葡萄牙人的暴行显然是有关的。

到了崇祯十年（1637年）发生了上述英国船炮击虎门炮台的事件后，明朝政府又下令不准外国船进入珠江口内。

清朝政府初期也重申了这个禁令。

这期间，中国政府只承认澳门是外国船可以停泊，外国商人可以暂时居住的地方。

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政府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在今连云港附近）四个地方为通商口岸。

清朝政府之所以在这时采取这个措施，一方面由于它感到内部统治秩序已经稳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方来的冒险家这时已不能不以商人的身分比较地遵守规矩了。

当时的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只有你遵守规矩，才可以容许你们在这里做生意（前面已经说到，在东北陆路边疆上也同样是这个态度）。

在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方面，清朝政府确是定了不少严格的规矩。

康熙二十四年指定的四个通商口岸中，主要的是广州。

以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政府又限定只开放广州一地。

从十七世纪末年到十九世纪初年，在广州的通商规矩大体上是这样的：外国商船虽准驶到黄埔停泊，但外国兵船不准驶入口内，商船中如携有炮位，在进入黄埔前须卸下，交易完毕驶出时再归还。

外国商人到广州后，他们的买卖必须经过官方特许的商人（他们称为&ot;洋行&ot;，并组成一垄断性的组织叫做&ot;公行&ot;）。

外国商人在广州的起居行动都由洋行商人负责约束，他们不准在广州过冬（每年五、六月进口，九、十月间出去）。

他们在广州时只准在由洋行修建的所谓&ot;夷馆&ot;中居住，严格禁止外国入雇佣中国人和中国人向外国人借贷资本。

外国商人住在广州时每月除在规定的日子可以到规定的地方游散外，不准离开&ot;夷馆&ot;。

不准携带妇女到广州，不准外国人像中国的官员绅士那样地乘坐轿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