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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还有一个反例，中国足球，隔几年就谈一次方向，从来不提供方法，后果呢?

想想看，每届足协主席一上台，就要制定一个&ldo;未来十年发展纲要&rdo;。

这届&ldo;世界杯&rdo;德国夺冠了，中国足球号召学德国。

可是你仔细看那场比赛，德国跟阿根廷踢，阿根廷赢的可能性更大。

德国后卫严重失误，阿根廷前锋一看好机会来得太突然，反而晕了。

如果那两三个球进了，阿根廷夺冠，中国是不是就要学阿根廷?

一场比赛中的偶然性，将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必然方向，这太搞笑了。

或者能彻底学德国、一直学德国，也没问题，可是这届&ldo;世界杯&rdo;之前咱们学的是西班牙。

所以，传媒也好，执政者也好，执行者也好，如果依然热衷于天天在那儿谈方向，从不提供方法，好的方向怎么实现呢?

如果没有特区的建立，中国怎么开放?如果没有土地承包的开始，改革怎么破局?在&ldo;聪明&rdo;的中国改革中‐很多时候&ldo;聪明&rdo;体现在字词的更迭上，失业改成了下岗‐如果没有&ldo;下岗&rdo;，怎么完成那次历史性的缓冲?

&ldo;摸着石头过河&rdo;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包括&ldo;不争论&rdo;&ldo;要允许去试&rdo;，不都是方法吗?

邓小平是一个既有方向又有方法的人。

他明确了方向，同时用一种宽容的态度，鼓励大家提供方法。

尤其在浙江，这种感受应该非常明显。

浙江的经济模式就是在&ldo;不争论&rdo;&ldo;允许试&rdo;&ldo;放手&rdo;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

有很多领导对&ldo;浙江模式&rdo;表示过赞赏，对吧?

有人开玩笑说，改革最初十几年，浙江的特色是一楼在写检讨，二楼在搞接待，三楼在写成绩汇报。

这是很多年前，试验走得太超前了，偶尔写写检讨;同时，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源源不断;本地领导又在写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经济又增长了多少。

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方向和方法的结合也早有定数。

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ldo;道&rdo;，在&ldo;儒释道&rdo;中最该居首。

&ldo;道&rdo;这个字怎么写?先要写一个&ldo;首&rdo;，接下来写一个&ldo;走之&rdo;。

&ldo;首&rdo;是什么?脑袋，代表的是思考、方向。

&ldo;走之&rdo;呢?行动。

知行合一，缺一不可，顺序也不能错。

那么，对于传媒人来说，什么是方法呢?比如有些选题，乍一听好像不能做，问题是你找到能做的方法了吗?记者是干什么的?是陈述过程和记录事件的。

可是现在很多媒体人把它简化了，上来就想直奔结论而去‐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岂有此理。

要知道，结论是危险的，过程是安全的;结论是方向，让审查你的领导都提心吊胆，但过程是方法，是行走，反而是安全的。

媒体人真正应该追求的是细节和过程的阐释，而不是简单地只下结论。

很多年前，丁关根当宣传部长的时候，召集过一次中央台六七个人的小型座谈，我也在场。

他问主管新闻的副台长：&ldo;《焦点访谈》一周七天是怎么安排的?&rdo;副台长说，一般情况下三篇正面的，三篇批评的，还有一篇&ldo;游击队&rdo;，就是不一定。

丁关根头也没抬说了一句：&ldo;在我看来，七天都是正面的。

&rdo;

我的思维当时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为什么要纠缠于表象?哪怕连续一周都是看似负面的报道，但它有力地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文明的提升，促进了问题的进一步解决，难道那七期节目不是正面的吗?

这句话也让我明白，为什么在丁部长的任期，涌现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一系列新栏目，以及那一场电视新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