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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2页）

196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站在政治生命的一个更高的上。

1959年12月，周恩来曾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

事隔一年之后，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时，周恩来还记挂着这件事。

他一见到郑庭笈，第一句话就问:&ldo;你复婚了吗?&rdo;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1961年3月，郑庭笈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

全国政协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

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

他逢人便讲:&ldo;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

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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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特赦释放在押国民党战犯，不少特赦人员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对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1984年，郑庭笈到香港探亲，与在台湾的老部下通电话。

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又惊又喜。

这位老部下告诉他，许多战犯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都入了教会，每天到教堂祈祷，请求神灵保佑他们在大陆的亲人平安。

当得知他们不仅获释而且受到良好的待遇时，深受感动，希望台湾当局能作出相应的表示。

1985年，侨居美国而赶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ldo;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都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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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在押战犯

据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

还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总理已经病得很重，连走路都已经很困难。

但他仍然关心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关心着台湾的那些老朋友，希望能为解决台湾问题，再出一份心力。

总理不顾个人安危，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清理在押的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的一些武装特务。

我记得1974年12月28日中午，总理刚从长沙回京，就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

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

我知道，总理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可能地为解决台湾问题多做些事。

我们好不容易从&ldo;牛棚&rdo;里和&ldo;五七&rdo;干校找回来几个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在押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

讨论战犯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就搞了好几个月。

经与当时刚从&lso;五七&rso;干校回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形成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核心小组慎重清理、研究，将在押者中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

而最终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有293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