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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1页）

与顾炎武齐名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受王学自做主宰思想的影响，发展了儒学中的民主性精华，写成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

他批评了以往的君主观，尖锐指出君主是&ldo;天下之大害&rdo;，在创业时牺牲无数人的性命，守成时搜刮天下人的血汗，以满足一己的私欲。

他认为，上古时代人民是天下之主而君是客，三代以后则倒了过来，君是主而人民是客。

三代以上之法是&ldo;天下之法&rdo;，后世之法则是君主&ldo;一家之法&rdo;。

他要求废除&ldo;一家之法&rdo;，恢复&ldo;天下之法&rdo;;变君主民客为民主君客，使人民重新成为君的服务对象。

这些思想是近代民主意识的萌芽。

为改变君主专制，他提出把学校变为议政机关，天子的政策法令要经学校议论通过方可实施。

他的学校已经具有资产阶级议会的某些功能，在当时能提出这种设想，的确难能可贵。

黄宗羲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熟悉明史，有专著数部，以布衣身份从事《明史》的修撰，其中不少重大疑难问题是由他定下来的。

他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宋、元、明哲学史资料，以学案体裁系统反映了宋、元、明各个学派的面貌和演变。

他用史学之实，反对了理学的空疏。

与顾黄同时的大哲学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的学说，他认为，理不在气外，道不在器外，真正的实体是气或器，理或道是气或器的运动规律。

否定了程朱的高高在上的天理。

在他看来，道随器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同样，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日生而日成，在学习和实践的活动中形成、变化。

他还对宋明儒者&ldo;存天理，去人欲&rdo;的口号提出批评，认为理离不开欲，理是调节欲求的准则，去了欲怎么会有理呢!王夫之思想深刻，知识丰富，达到了儒家理学的新高峰。

这时提倡经世致用的还有哲学家颜元（公元1635‐1704年），他认为理学家们要人读书、静坐、内省，而不鼓励人们去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事，一面害了读书人，使他们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同时也误了国家，使它无人治理，无人保卫，走向灭亡。

他提倡&ldo;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下造实绩&rdo;（《存学编&iddot;上陆标亭书》），用实实在在的践履，代替道学关于理气心性的空谈。

由于清政府用高压手段禁止人们探讨现实问题，鼓励读书人脱离实际搞考据。

因此，顾、黄开创的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新经学和史学研究，乾、嘉以后逐渐转变成为考据之学。

考据就是从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天文历算、地理史实等各方面的研究入手，对古代典籍进行诠释。

清代对古文献的整理和诠释成绩卓著，远胜前人，其中一些成果在思想史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如胡渭的《易图明辨》论证朱熹等人奉为神明的《太极图》，原本是道教的《太极先天之图》。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证明道学的一本经典《古文尚书》，是晋人王肃编造的伪书。

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通过对天理、人欲等字和词的解释，批评宋明儒把理欲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他们的理是尊贵者压迫卑贱者的工具，是残忍的杀人凶器。

他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而以理杀人更为残酷。

但是，人毕竟生活在社会生活之中，清代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强烈地吸引读书人的注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许多人抛弃考据，转而研究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

鸦片战争前后，公羊学者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魏源（公元1794‐1857年）提出改革朝政和学习外国技艺以制服它们的响亮口号，在当时的政界和知识界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是儒学在封建社会结束时的最后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