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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2页）

5月，毛泽东亲自发动&ldo;文化大革命&rdo;，他八次登上天安门，接见了1300万人次的红卫兵。

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喊着&ldo;造反有理&rdo;的口号，把教室砸得稀巴烂，将自己的老师绑起来批斗，然后再冲进全国的所有寺庙，将佛像、书籍等文物尽数砸毁、焚烧。

紧接着，工人也被发动起来，各种名目的革命造反组织纷纷诞生，他们喊着&ldo;保卫毛主席&rdo;的口号残酷武斗。

自&ldo;文化大革命&rdo;开始以后，中央决策机构陷于瘫痪，在过去十多年里主管全国经济的中央及部委领导，除了总理周恩来之外，几乎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其中，刘少奇被&ldo;永远开除出党&rdo;，1969年冤死于开封，邓小平和陈云被下放到江西劳动。

由于造反派的全面夺权，那套从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指挥体系彻底瘫痪，经济管理和统计部门被砸烂，各地的年报迟迟不能报齐。

在局面最混乱的1967年和1968年，根本无法制订全年度的全国经济计划，1968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年。

这场空前的浩劫，一直到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才终结。

十年&ldo;文化大革命&rdo;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二是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空间和体制空间。

&ldo;文化大革命&rdo;造成了空前的社会伤害和经济损失。

胡鞍钢对&ldo;文化大革命&rdo;时期的经济损失有过一个定量分析，据他的计算，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为9左右，1952年到1957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2，1978年到200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3，而1957年到1978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54，也就是低了4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同时远远低于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172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

而到了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

正是在这十年中，日本成长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亚洲&ldo;四小龙&rdo;纷纷崛起。

另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和地区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

中国大陆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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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四大基本制度而言，&ldo;文化大革命&rdo;时期的中国是两千年国史中，集权程度最高的一个时期。

中央对地方拥有不容置疑的控制力，后者在政治和经济上毫无自主的权力;全民思想被高度统一到了&ldo;无产阶级专政&rdo;的路线上，思想&ldo;洗澡&rdo;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精英被基本消灭，知识分子被蔑称为&ldo;臭老九&rdo;，自由商人阶层被整体切除，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在农村消耗生命，即便是执政集团内的精英分子也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在经济制度上，命令型计划经济呈现出了它所有的特征：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指挥体系;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贸易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投资战略;完全依赖国家投资，全面取缔私人资本的经济治理思想;限制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的原则;反对权威主义;取消专业分工的准则;坚持自主封闭，反对国际贸易。

后世有些信奉计划经济的人推演说，如果没有&ldo;大跃进&rdo;和&ldo;文化大革命&rdo;，中国经济当时不至于如此一败涂地。

在他们看来，陈云在上海对通货膨胀的整肃和&ldo;一五&rdo;计划的成就证明了制度的有效性。

其实，这种幻想是难以成立的。

因为国家治理的逻辑从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一以贯之，并无重大更改，&ldo;文革&rdo;无非使得计划经济制度的负面性以更剧烈和更极端的方式呈现。

到1976年，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ldo;绝缘&rdo;、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沿用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此时的执政者&ldo;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