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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3章（第2页）

通过对上述回忆文章的梳理、对照、鉴别，结合当时的情势和其他旁证，梅贻琦出走的历史公案可作如下判断：梅离平南飞是自觉自愿的，无人对其施压或胁迫，走前对政治时局和个人处境有过慎重考虑并与同事、好友等商讨，同时对陈寅恪出走产生了一定影响。

梅离开清华园的时间是1948年12月14日下午，进城后住北京饭店，开始与北大秘书长郑天挺等人商讨乘机离平的具体事宜。

大约在城内逗留了一个星期，21日中午与杨振宁之父杨武之等教授一起在东单机场登机，傍晚抵南京。

整个过程用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的话说就是：梅的出走&ldo;是主动，不是被动的；是自觉，不是盲目的；是坚定，不是犹疑的。

&rdo;[19]

在这一关键转折点上，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梅贻琦尚未离开清华校园，曾有学生张贴海报并结队至校长办公室和住宅请愿，要求校长不要跟随国民党南撤，留下来继续主持学校事宜。

此时已秘密赴解放区投奔中共的原清华历史系教授吴晗，也发来&ldo;挽留&rdo;函电，设在张家口的中共电台发出广播，谓&ldo;北平各大学惟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可以留任，请勿擅离&rdo;等。

[r]但梅贻琦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乘机飞离北平赴南京，进入溃退中的国民党中枢，未久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海外生活。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梅贻琦出走内幕（1）

既然此前梅贻琦曾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对清华&ldo;生斯长斯，吾爱吾庐&rdo;，在如此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为何又置中共和部分同事的劝说于不顾，抛下清华师生执意南飞呢？

纵观梅贻琦在大陆的岁月，虽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掌校期间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尽量给予庇护，但这种做法更多的是为保护学校与青年学生本身所计，并不是说他就赞成共产党与马列主义，或者赞同共产党的思想观念与施政方针。

此点他在昆明时已表达得明白。

如前文所述，当他看到闻一多、吴晗等人以&ldo;斗士&rdo;身份与国民党政府人员&ldo;斗&rdo;起来之后，于194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曾明确表示：&ldo;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

&rdo;[20]这个&ldo;怀疑&rdo;既是他心迹的流露，也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陈寅恪等人对时局的看法，因而当1948年年底，吴晗以中共军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来之命发&ldo;挽留&rdo;函电劝其留下来时，梅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而是像胡适一样悄然乘机南飞。

据传，有一次，梅贻琦一个很要好的友人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ldo;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

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

&rdo;[21]这个话是梅贻琦于什么时间、对谁说的，至今尚没有落实，也只能是估妄言之，估妄听之。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梅的出走与陈寅恪大体相同，主要是逃避即将到来的新的文化、教育环境，以及与自己意识形态相悖的当权者的精神控制。

出身清华的林从敏在谈到梅贻琦出走一案时说：&ldo;事实上梅师决不可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华。

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中共笃信的马、恩、列、斯……与毛语录的理论共存？&rdo;[22]对于中共于张家口发&ldo;挽电&rdo;一事，梅的秘书赵赓飏则认为是一种&ldo;劝降&rdo;行为，而&ldo;先生闻此，认为一向未曾左倾，今日闻此类似诬蔑之词，对政府同仁，殊有无法表白之苦&rdo;。

[23]对于种种说辞和解释，梅的学生辈人物、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认为&ldo;虽有些刺耳，但只要认真思索一下便会承认，这种分析还是切中要害的……梅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

对他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

而且，恰恰是从这件比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真正窥察出他超人之处‐头脑的清醒，决意的果断，以及对于自己的理念或为人原则的执著和坚守&rdo;。

黄氏所言，并非妄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