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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2页）

更有甚者，他这种由于错误的判断而做出的让步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对那些他过去谴责过的做法，竟会反过来进行无保留的甚至是热烈的鼓吹。

例如，他过去对于印度教徒的反华叫嚣时常表示不耐烦，甚至严加斥责；但当他终于屈从于对方意见之后，他的慷慨激昂的程度并不亚于批评他的人。

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议会夏季开会期间，印度反华叫嚣的声势越来越大，随着印度国内抨击政府对华政策浪潮的不断高涨，抨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对印度政府的强烈攻击，来自非共产党的左翼，也来自右翼；攻击的问题包括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也包括了&ldo;空论家&rdo;的经济政策；遭到痛斥的包括了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政策以及政府处理国内问题的政策。

中印边界争端和政府对华政策，好象是一块镜片，把反对派形形色色的批评都透射出来：各种各样的政策、态度和人物都受到责难。

也许贡纳尔&iddot;米达尔说得很对：&ldo;归根结蒂，[批评者们的]真正目标是[尼赫鲁所]支持的社会和经济的革命；这批人过去就已不遗余力地阻挠和阉割这场革命。

&rdo;中印边界争端给印度国内批评尼赫鲁的人一个把柄，他们利用了这个把柄来攻击尼赫鲁，这就必定使尼赫鲁对中国人满怀怨恨。

在他看来，这场争端的责任要由中国单独承担。

一九五九年八月，印度国内的反华情绪已经十分强烈‐‐可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米达尔在评论印度国内反华情绪时，提出了这样的重要论点：

必须牢记，舆论和态度上变化不定的潮流，主要是发生于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的集团里，虽然在印度和在整个南亚都把这些人叫做&ldo;中产阶级&rdo;，把他们的意见叫做&ldo;公众舆论&rdo;。

广大群众，除了被煽动起来充当乌合之众，参加暴乱和游行示威，或者受到那些与国家大事无关的呼吁的诱骗，而充当投票人以外，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在印度围绕边界问题形成的&ldo;公众舆论&rdo;并没有深厚的基础。

这种舆论主要反映在议会以及首都和某些主要邦的首府的报刊上（特别是英文报刊上）。

随着印度同中国的争吵不断加剧，印度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也不断增长，但只是在边界战斗打响后，它才变成了中产阶级（按照米达尔的说法）以外的人们所关心的事。

[注：本书凡提到&ldo;印度的反应&rdo;或&ldo;印度的舆论&rdo;时，应当看作是对人数不多的政界的简便提法。

]

到了八月，印度政界人士对北部边境的忧虑和激动情绪日益增长。

报刊登了很多关于中国部队就在紧靠麦克马洪线北面进行集结的报道。

在短促的夏季开会期间，议会里曾有人对于印度商人在西藏所受待遇问题提出质询；到了八月中旬，又有人就所传中国在谈论&ldo;解放&rdo;锡金、不丹、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的问题提出质询。

这使尼赫鲁表示印度有责任援助不丹‐‐尼赫鲁的这一声明立刻遭到不丹首相的反驳，他指出不丹不是印度的保护国，而且印度-不丹条约里也丝毫没有提到防务问题。

八月二十四日人民院提出了紧急动议要求讨论&ldo;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印度的敌视态度所引起的严重局势……&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