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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2页）

董先生将甲骨文断代的各项准则归纳起来，拟定了十个标准……将殷墟二百七十多年中的遗物、遗迹与所发生的事件，首次建立了一个秩序。

从此以后的研究，完全是要从这个秩序出发的。

固然后来董先生在他的《甲骨学六十年》里面将这十个标准有所修改，分期之说也更加细腻，许进雄先生在十个标准之外又增加了一项&ldo;钻凿&rdo;，但这都不能减低董先生这篇文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15]

‐‐斯言是也！

遥想当年，随着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甲骨文陆续出土，甲骨学渐被学术界所重视并很快发展为一门显学。

对于各路学者在这门新兴科学研究中所占的位置，社会上一度流传着国学大师钱玄同、陈子展的&ldo;甲骨四堂&rdo;说，即坐在前四把交椅上的是：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这四位甲骨学家，也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ldo;堂堂堂堂，郭董罗王&rdo;。

对于&ldo;四堂&rdo;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不同贡献，另一位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立厂）有&ldo;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rdo;[16]之评语。

而对安阳殷墟发掘与甲骨学创立具有重大功绩的傅斯年，对王、董&ldo;二堂&rdo;的学术人品多有赞誉，对罗、郭&ldo;二堂&rdo;的人格则相当不满。

据跟随董作宾做甲骨研究的屈万里说，在李庄时，傅斯年每提到罗振玉，总是咬牙切齿，以&ldo;罗振玉老贼&rdo;相呼，其缘由是&ldo;他不满罗振玉后来保溥仪搞出&lso;满洲国&rso;那一套事情，对于罗的学术地位他并不完全加以否定。

他之所以骂罗振玉，也许因为罗在节操上很不够，很使他看不起，正好像他不满意他的祖先傅以渐一样&rdo;。

[17]而傅斯年对郭沫若的不满与轻视，则缘于一项&ldo;痛苦的经验&rdo;。

◎郭沫若赐给的教训

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退居台湾后，在资料的开放、研究上，与所外学者曾一度产生过较大矛盾并引起外部学者的不满，因而有了对李济、董作宾等人霸道十足，对所外学者&ldo;封锁资料&rdo;、&ldo;把持资料&rdo;，企图把学术之公器占为己有等非议和抨击。

按台湾有位叫李敖者在一篇《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的谩骂、攻击文章所言：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特别是李济、董作宾等人之所以后来&ldo;封锁资料&rdo;、&ldo;把持资料&rdo;、&ldo;不肯让局外人窥视一二&rdo;等&ldo;恶行&rdo;，其主要原因是傅斯年与其同仁的&ldo;痛苦的经验&rdo;使然。

因为&ldo;当年他们曾因把资料开放而失过面子。

例如第三次安阳发掘出来的大龟四版，出土时颇轰动一时。

郭沫若那时正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特地卑躬厚礼地要大龟四版的拓片。

当时李济他们居然答应了郭沫若的请求，大概是为了表示学术公器的大度吧！

不料郭沫若拓片到手，《卜辞通纂》书成。

此书的内容有否有价值是另一问题，却大大抢了史语所中人物的风头，使他们因资料开放而大大地失掉面子！

&rdo;因而，&ldo;这是他们没齿难忘的&lso;失策&rso;。

所以此后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故胡厚宣离开史语所的时候，史语所特律以公函一道，警告他此后所有的著作，不得引用史语所未曾公开出版的资料!&rdo;[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