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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的外交生涯中,像这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并不多。
一次,使馆内部为庆祝东德成立两周年筹备招待会时起了争执。
争执的焦点不是中苏同盟的破裂或是一个叛逆的共产党国家,而是穿什么的问题。
大使说该穿燕尾服,以示庄重。
而我们这些年轻外交官没有燕尾服,要求允许穿西装。
最后达成妥协,穿正式西装,系黑领结。
当时,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都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大多把黑领结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服饰,拒绝佩戴。
虽然我们日后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成了有名的俯首帖耳的附庸国,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初仍然明显地带有其前身普鲁士一丝不苟的遗风。
结果那天晚上除我们几个人之外,只有侍者穿得这样正式。
我们简直狼狈极了。
当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克鲁季茨基起身告辞时,我彬彬有礼地陪他走到衣帽间。
他的手在宽大的披风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掏出三个卢布,很严肃地交到我手里,算是小费。
1951年8月,我接到紧急指示,要我返回东柏林向阿克曼述职。
阿克曼的真名叫哈尼施,是东德的外交部长,也是政治局里屈指可数的战略家。
早上,他在外交部接见了我。
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之后,让我在当天午饭后再去中央委员会大楼的某个房间报到。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下午到了那儿,看到还是那位阿克曼同志,坐在一张桌子后面。
这一回,他是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见我。
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安排是因为阿克曼一向强调保密,并主张党政机关分开。
其实党政机关是一家。
阿克曼奉命组建一个政治情报机构。
上面已确定调我到这个机构工作,担负起使&ldo;年轻的祖国耳聪目明&rdo;的重任。
说得更露骨点,我将成为一个间谍。
又是一道命令。
和往常一样,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甚至没想过这次调动对我的一生会有什么影响。
当年党送我上共产国际学校,又派我去莫斯科和柏林广播电台工作。
还是党,派我去莫斯科干外交。
如果党认为我适于做情报工作,我绝无二话。
党的领导人信任我才派我参加秘密工作,我因此而感到自豪。
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西方人士感到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种不讲价钱的纪律性。
然而,不理解党对我们的绝对支配权力,不理解党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的道路,就根本无法理解,更不用说评价我们的一生了。
1951年8月16日,我到新成立的&ldo;经济研究所&rdo;走马上任。
办公大楼外面挂上这块牌子是为了掩护里面的东德刚刚诞生的情报机构。
上班伊始,施塔尔曼就带我坐他的八缸的塔特拉牌轿车转了一圈儿。
这种型号的轿车在当时十分扎眼。
负责创建东德情报组织的施塔尔曼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也是一位令我尊崇的长者。
他的真名叫伊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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