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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章（第2页）

上次出庭，我作完证就可以走了。

这次却要呆在这里，接受同一批法官的审判。

他们身披黑袍，坐在一只巨大的老鹰徽记下面，看上去怪诞阴森，犹如博斯油画作品里的人物或是来自戈雅画的梦魇世界。

随后漫长的7个月里，我熟悉了他们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

　　首席法官瓦格纳有一张宽宽的脸庞，警觉的眼睛，行动迟缓无力，活像一头老猫头鹰。

他外表沉静，谦和。

然而一个证人如果毫无防备的话，随时会被他饿虎扑食般地扑倒。

坐在瓦格纳和一位瘦脸女法官（她好像拼命想记录下审讯过程中听到的每一个字）之间的是一位年纪较轻的法官，脸色惨白，急于表现自己是瓦格纳手下的第二号人物。

可除了不停地给自己的上司端茶倒水外，几乎轮不到他讲话。

第四个法官似乎只管需要时找出有关的证据材料，一刻不停地在堆积成山的文件堆里翻来找去。

第五个法官让人难以捉摸。

他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偶尔脸上浮现出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一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凝视着这些在我眼里只能是敌人的司法机关的代表，不禁浮想联翩。

我的一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我的厄运源于我的成功。

正是因为我领导了欧洲大陆上最卓有成效的情报局，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西方国家的，我才被送上了被告席。

我的律师首先提出，位于卡尔斯鲁厄的德国最高法院--联邦宪法法院--做出我是否应受到审判的裁决之前，暂停审理此案。

在此之前，负责审理接替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魏尔纳&iddot;格罗斯曼一案的柏林法院表示，最高法院就统一后的德国法院审判前东德谍报人员是否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做出裁决之前，拒绝受理格罗斯曼的案子。

我因此怀有一线希望。

然而宪法法院的法官一口回绝了我的律师的申请。

下一步我和律师打算通过证人的证词以及政府档案中的证据说明，东西德谍报人员的活动从法律意义上讲没有什么不同。

证明了这一点，检察官审判我的主要依据--向克格勃递送情报的行为构成了叛国罪--也就不存在了。

以此类推，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为自己辩护：西德联邦情报局也同样卖力地向它的美国盟友--中央情报局--传递情报。

不幸的是，我和律师无法在法庭上做这种比较。

法官裁决，西德联邦情报局的活动不属于他的法院审理范围之内。

检察官于是揪住一点作为指控我的主要依据：东德情报局充当了一个非正义政权的工具。

他据此声称，我们情报局本性是侵略的，而冷战期间另一方谍报机构则是防御性的，因而也是无可厚非的。

他的法律依据是西德制定的基本法。

根据该法，西德声称对前德国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

杜塞尔多夫法院驳回了我的律师的申请后，我马上决定主动承认自己有罪，以节省法院的时间。

检察官称，我多年来一直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国情报局局长。

显而易见，证明这一点无需任何证据或证人。

首席检察官还称，他握有我犯罪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曾亲自会见过间谍并向他们面授机宜。

我不需要麻烦法院去-一调查这些会面是否属实，因为我根本不想否认这类指控。

我是一位事必躬亲的谍报首脑，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后面，指使他人出生入死搞情报的官僚。

对此我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