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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我始终把领导东德情报机构的工作看做是冷战期间担负的一项特殊使命。

为鼓舞年轻部下，我曾仿照一首苏联歌曲谱写过一首歌，其中把他们的工作比做&ldo;看不见的战线&rdo;。

这决不是夸大其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年里，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与纠集在一起反对我们的资本主义势力处于交战状态。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柏林。

这里，两种制度在漫长的战后岁月里径渭分明，水火不容。

双方的战略学家和政治家均认为，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它最有可能在柏林打响。

然而，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坍塌以及东德对世界敞开大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家顷刻间土崩瓦解。

我为之服务一生的国家轰然坍记。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政治生涯会是这样的结局。

柏林墙倒塌的前4年，我对周围的官僚机构的僵化深感失望，辞去了情报局的工作，转而从事写作。

在重病缠身的昂纳克的僵化领导下，我觉得根本不可能从内部推行改革。

然而东德局势的急转直下同样令我感到措手不及。

末日终于降临时，许多人痛苦万分，向我倾诉内心的酸楚。

　　新闻媒介、政客和法院宣称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柱之一的东德安全机构的成员是头号人民公敌。

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所难免。

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一个垮掉的政权的公民重新正视历史的痛苦过程。

1990年1月15日，愤怒的人群冲进位于诺曼大街上的国家安全部总部，发现了大量通过特务手段搜集到的有关本国公民的档案。

我知道任何改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已不复存在（我退休期间，曾有人把我看做是潜在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

我需要想办法暂时躲开这个发着高烧的国家。

我来到度过童年的莫斯科。

这座城市曾庇护过从希特勒的魔掌下逃出来的我们一家。

我对莫斯科始终怀有深厚感情。

外界广泛流传有一个精心制定的应急计划，帮我逃脱。

事实并非如此。

我当时正在撰写关于1989年事件的回忆录。

为此需要时间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它写完。

而德国的统一很可能意味着我的被捕。

东德垮台前不久，西德正式发出了对我的逮捕令，指控我犯有间谍和卖国罪。

觊觎的鲨鱼正在我周围游弋。

同父异母的妹妹莱娜&iddot;西蒙诺娃安排我住在她的乡间别墅和位于莫斯科河边高级住宅区的公寓里。

从30年代起，这里就住着莫斯科高级官员的家属们。

每次走进这套公寓考究的大门，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在莫斯科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所怀有的美好理想。

忆往昔，我和父母为逃离法西斯德国而来到莫斯科。

今天，眺望着二月冰封的莫斯科河面，我再次有了一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