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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2页）

并使我改变了态度。

我离开西贡时对新闻界的谈话反映了这种改变：我们已采取措施防止输掉战争……但是，尽管我们取得了那样的成功……（越共和北越）已经弥补了他们遭受的重大损失。

他们渗透的规模有所加大，我认为这表明河内已决定……扩大冲突的规模……越共（和北越军队）在认识到我们已增兵对付他们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投入战斗（近期的德浪河战役），显示了他们更加强了作战的决心，这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将是一场长期战争。

我返回华盛顿，向总统提出仅有的两种选择：做出让步来解决问题（不放弃我们的目标：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的南越），或者答应威廉&iddot;威斯特摩兰的要求，并加强对北越的轰炸。

我谨慎地指出，后一种选择并不能保证会获得成功，而且阵亡美军人数可能增至每月一千人，一九六七年初我们或许会面临更严重的暴力、破坏和死亡。

我没有说我更倾向于哪种选择。

但我确实指出，如果美军的数量和空袭规模要增加的话，我们也应该暂停轰炸二至四周以做准备。

正如我告诉总统的，我的想法很简单：&ldo;如果没有通过暂停轰炸以尝试结束战争，或者至少让我们的人民了解我们已为结束战争尽了全力，那么使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就令我非常担心了。

&rdo;

我提出的第一种选择方案‐‐在军事上坚持斗争，在政治上予以妥协‐‐没有引起重视。

其他人没有注意这个建议，我也没有强迫他们予以讨论。

我本来应该努力让大家接受这个建议，即使南越的形势使西贡政府不可能在共产党的阴影下继续存在下去。

对第二种选择方案，即暂停轰炸的方案，政府内部起初的反应也较为冷淡，但十一月份的两件事发生以后，这个方案得到了重视。

《展望》杂志发表埃里克&iddot;塞瓦赖德的文章，介绍了去世不久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iddot;史蒂文森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一系列会谈，引起了公众的重视。

这意味着华盛顿不愿意谈判。

十二月二十四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iddot;多勃雷宁在与麦乔治&iddot;邦迪共进午餐时说（无疑是按照指示办事），如果美国停止轰炸二至三周，莫斯科将运用其影响力让河内进行谈判。

这引发了此后的一系列争论。

争论始于十二月二日下午，我打电话给在农场的林登&iddot;b&iddot;约翰逊总统。

我告诉他，从西贡回来之后，我&ldo;越来越相信，我们应该明确考虑采取其它行动，而不能把军事行动作为唯一的选择……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增加预算，加强力量，增加军队数量，逐渐满足威廉&iddot;威斯特摩兰的要求。

但我同时认为，如果单纯采取这些行动，那无异于自杀，我们应该同时‐‐甚至提前‐‐采取其它行动&rdo;。

我的担心是：&ldo;我认为把三十到四十万美国人投入南越而不能保证获得成功是一种可怕的冒险。

会造成可怕的问题。

&rdo;我请求林登&iddot;b&iddot;约翰逊在增派地面部队的同时&ldo;采取某些政治措施‐‐暂停轰炸或其它措施&rdo;。

他听后没有明确表态。

我告诉总统，迪安&iddot;腊斯克、麦乔治&iddot;邦迪和我在前去拜会他之前将先研究各种选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