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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2页）

汉人历来有狭隘的民族观。

黄宗羲说：&ldo;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

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

&rdo;那些宣传&ldo;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rdo;的传统历史观，以及宣传&ldo;夷狄异类，近于禽兽&rdo;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图书当然是犯忌讳的。

二是记录了满族人征服中国过程中种种暴行的野史。

明末清初的书籍中，记载满人暴行，咒骂诋毁者，为数颇多，这都是清代统治者十分在意的禁书。

而到了乾隆朝，文字狱的范围在这个基础上又大大扩展。

乾隆皇帝做事的特点是通盘考虑，斩草除根。

康熙、雍正所针对的，主要是已故作者的作品，而乾隆却把矛头扩大到了所有活人的&ldo;违碍文字&rdo;。

他要修正的，不仅是反满情绪，还包括汉族人对所有少数民族政权的&ldo;错误看法&rdo;。

所以，他要禁绝的，不只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而且还包括宋元明时代所有指斥少数民族的字句。

因此，在乾隆的标准下，文字禁忌可谓多如牛毛：要忌虏、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伪、忌贼、忌犯阙……对于事涉&ldo;女真&rdo;&ldo;满洲&rdo;字样的书当然要求更严。

女真在中国历史上活动很长时间，从宋至清，凡书中有涉&ldo;女真&rdo;&ldo;女直&rdo;&ldo;满洲&rdo;，甚至&ldo;辽东&rdo;字样的书籍，哪怕只提一个地名，都有违碍的可能。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ldo;忌讳&rdo;文字当然比比皆是，不法图书当然也就处处都有了。

在宁左勿右心态的支配下，各地官员凡遇涉嫌&ldo;忌讳&rdo;的图书，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缴，请示&ldo;一体送毁&rdo;&ldo;概毁全书&rdo;。

皇帝为什么对民族情绪视如大敌呢？原因是清王朝与历代汉人王朝的建立过程不同。

清代帝王最爱说的一句话是&ldo;我大清得天下之正&rdo;，也就是说大清之取天下，是有史以来最光明正大、顺理成章的。

清代君臣这样解释这个&ldo;正&rdo;。

他们说，曹魏、西晋、唐、宋诸朝，都是原来的臣子趁着混乱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了政权，有偷和骗之嫌，实在称不上光明正大。

至于汉朝和元朝，则是赤裸裸凭头颅和鲜血建立的，比前述诸朝实在硬气得多。

&ldo;然汉自灭秦，元自灭宋，虽未尝不正，而与鼎革相接。

&rdo;（章学诚《丙辰劄记》）比如宋朝本来没有过错，元朝强抢，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再比如明太祖虽然是一介平民，但毕竟是元朝的子民，&ldo;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rdo;？（《大义觉迷录》）

只有清代皇帝不存在这个心理负担，因为他们的天下是得之于&ldo;流贼&rdo;，而非得之于明朝。

他们与明朝本是&ldo;邻国&rdo;，见邻国奴才起来造反杀了主子，出于义愤出兵镇压了奴才，替这家主人报了仇，&ldo;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去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

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rdo;。

（《大义觉迷录》）&ldo;于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无鼎革之嫌&rdo;。

所以说起来，别人得天下都是靠抢和骗，而&ldo;我大清&rdo;则是因为&ldo;见义勇为&rdo;而顺理成章地得了这么大一片家业，实在是&ldo;正&rdo;得没法再&ldo;正&rdo;了。

枪杆子在手，什么谎话都可以说得理直气壮，甚至能把说谎者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这本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通例。

不过清王朝统治者的巧言佞辩还是出人意料。

其实，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背后的心理动力都是对财富的掠夺。

而清王朝建立过程中的血腥、野蛮和残暴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少数民族征服过程中的历史纪录。

满洲人入关，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是看到天下无主，才来&ldo;为内地人民服务&rdo;。

明代满族本来处于奴隶社会时期，经济落后。

从明朝初年开始，他们就经常从汉地和朝鲜掠夺人口，充当奴隶。

明宣德八年（1433年），锦衣卫指挥吴良出使海西，亲见当时的&ldo;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驱使耕作&rdo;。

到了明末，女真人更是不事生产，全民皆兵。

对外抢劫，成了后金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