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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章（第1页）

他质朴忠厚，富于理性，幽默风趣，平易近人，广受称誉，却从不招摇；他以仁爱之心待人，以仁爱之心待中国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日夜操劳奔波，不仅随时随地帮助别人，在救助过程中同时还能审时度势地处理政治事务，表现出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得体的外交手腕；他同美国朋友密切合作，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处在日本占领军下的25万中国人提供相对安全的保护。

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拉贝竟然还能安排出时间来记日记，简直不可思议。

他的朋友对他交口称赞，中国人把他奉为圣人，就连遭到他不断抵制的日本人也对他敬重三分。

尽管如此，他仍然保留了自己以往的谦逊品质。

但要是路遇不平，他的和蔼与温和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就会勃然大怒。

他曾不容抗辩地用德语痛斥企图强奸妇女的日本士兵，把卐袖标举到日本兵的眼前，揪住他，把他扔出院子。

听说他在家里也一直保持自己家长的权威形象。

他虽然谦逊，但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点儿虚荣心，例如身着燕尾服，胸别各种奖章，在柏林名摄影师的镜头前摆姿势弄表情。

这一点还表现在《远东新闻报》的编辑把拉贝自鸣得意的幽默话语删掉的时候。

拉贝1908年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是威廉二世皇帝统治时期。

1919年他短期回国，此时德意志帝国已处在共和国时期，但动荡的局势还没有平定下来。

在汉堡，他看见一个人被暴徒殴打倒地，他的性格驱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他也遭到了殴打。

在柏林，西门子工人上街罢工的时候，他看见街上架起了机关枪，于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记日记，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一个嗜好。

但是他的夫人并不怎么欣赏这个嗜好，因为下班回家后，家里人常常会因为他记日记而和他说不上几句话。

从他的日记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他有一种忧虑，担心在动乱的年代日记可能会丢失。

对他来讲日记是一笔珍贵的财富，里面记录了他的时光和他的生命。

对在柏林的岁月，他是这样记录的：

接着发生了暴乱。

我对家乡的政治局势一无所知，因此也就看不出个所以然。

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比我自己感觉的要糟糕得多。

我的左边是施泰因广场音乐厅，里面是帝国国防军；我的右边是乌兰德大街的跑马场，里面驻扎的是共产党人。

到了晚上，双方交火对射，我只好和家人从卧室跑出来，在走廊上过夜。

柏林的日子很不舒服，那一段时间正好是总罢工，技术救援组织到处出动，填不饱肚子的女大学生沦为娼妓，歌剧演唱家图几个施舍任人包唱，投机商囤积居奇造成商品短缺，买荤油要凭票，西门子内部甚至还有专买皮靴后跟的票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