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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第2页）

《资政新篇》主要有三大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

风风类，主要讲要移风易俗，大力推广基督教的宗教善意。

当然，这一类最主要的，是洪仁玕建议以西方&ldo;有用之物为宝&rdo;，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其实是欣羡西方物质文明，确有&ldo;进步&rdo;意义。

法法类，即洪仁玕建议仿效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开拓经济，开拓交通，兴办银行，鼓励发明，同时他建议设立严谨的基层乡官制度，增设监察机构，同时对洋人通商来往坚持&ldo;信义&rdo;二字。

刑刑类，自然是要实行西方那种司法制度，矫正从前&ldo;有法无依&rdo;的弊政，并想出&ldo;禁朋党之弊&rdo;一说。

（洪仁玕大概还不十分理解西方&ldo;三权分立制&rdo;，所以他没有提及这方面内容）

总而言之，洪仁玕的这篇东西，确实是一部明显带有法制与民主色彩的政治改革方案，其中不仅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还有平等独立的外交方针，也有有关教育文化与社会事业方面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睁开半只眼看世界的一篇好文章。

从积极方面看，洪仁玕这些远大&ldo;理想&rdo;，其实与日后的满清&ldo;洋务派&rdo;不谋而合，而且他的某些见识也比日后的魏源要高出不少。

而且，在时间上讲，《资政新篇》的颁布比日本&ldo;明治维新&rdo;早十年，比&ldo;戊戌变法&rdo;早四十年。

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清朝末期，如果其中的建议得以真正施行，肯定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振聋发聩之效。

洪秀全本人对族弟的这些主张不甚了了，但明确反对其中&ldo;缓于诛杀&rdo;的条议，除此以外，照准颁行。

虽然《资政新篇》被当作&ldo;天朝&rdo;政纲加以刊示，但在洪仁玕实际的执政时期内（1859-1862年）根本就是一纸空文。

这是因为，军务和战争是当时太平天国最最迫在眉睫之事，在外大将如陈玉成、李秀成又从心理上瞧不起他这么一个&ldo;书呆子&rdo;，所以他的建议没有一条落实到实处。

本来，洪仁玕由于精通英语，与好多洋教士关系密切，并把美国教士罗孝全请到了天京。

1862年，随着洪仁玕杀死罗孝全仆人一事的发生，加上罗孝全觉得自己想在太平天国宗教上独掌大权的幻想落空，这个&ldo;洋和尚&rdo;愤然出走，此后在媒体大肆攻讦洪仁玕。

加之，因为一些请求遭拒，洋人们对洪仁玕的印象也一落千丈，纷纷认定他是很狡猾的太平军谋士，&ldo;其理论，其行为，均不甚正大，彼之著作，不过是笼络外国教士之手段而已&rdo;（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

1862年下半年起，由于援助安庆失败，洪秀全基本上不再信任洪仁玕，这条老&ldo;海带&rdo;只能一直陷于忧懑的状态。

直到洪教主临死，托付无人，他才想起这位族弟，临终托孤，让他力扶幼主。

从另一个角度讲，洪仁玕晚节不错，是条汉子，城破被俘后，坚贞不屈，还以&ldo;文天祥&rdo;自比，虽然不脱书生迂腐和不伦不类，倒很是有气节可言。

罗尔纲先生把二破江南大营和太平军开拓苏浙的功劳算在洪仁玕头上，其实有失公允。

那些功劳均是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所为，洪仁玕不晓兵略，根本没能力指挥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