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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2页）

当年好几次，我陪他和黄宗英在北影大食堂的一张饭桌上吃过早餐。

要写，是有些内容可写的。

当然没写也能找到理由‐‐因为赵丹临终前对文艺领导者们提了点儿中恳的意见，怀念他的文章是无处可发的。

但我起码可以给黄宗英写一封信以表达哀思，居然也没有，理由我是至今也找不到的。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那时我觉得自己也是个人物了，唯恐有攀名流之嫌。

为避小嫌而失大义，这真是有点儿俗啊！

赵丹画展举办的时间，地点我是预先就知道了的，也没去表达支持。

而且当年的我还挺郁闷，觉得黄宗英这位老师居然没寄给我这名&ldo;弟子&rdo;一份请柬，实在是她太不应该。

而实际情况是，她顶着极大的压力才办成了画展。

极度悲痛而又缺乏经验的她，为了不使北影的老友们陷入去也不便不去不好的两难之境，根本就没向几个北影人发出通知。

黄宗江也去世了。

他的遗嘱是不开追悼会，我过后才知道。

悲痛是悲痛的。

哀思是有的。

也曾想以文悼念，但拖延数日后，哀与思便淡去了。

直至去年在中国散文年会见到了八一厂的翟俊杰兄，几句交谈后，不约而同地都回忆起了黄宗江，关心起了黄宗英。

他听我说我已近二十年不知黄宗英的情况了，大为诧异，连呼：&ldo;不应该不应该，你可太不应该了！

在你一代人中，黄宗英以弟子相称的，据我所知，唯你梁晓声一人啊！

&rdo;

我顿时无言以对，继而无颜以对。

他告诉我黄宗英生病了，身体情况大为不好。

我心一怆。

那日回到家中，翟俊杰兄的责备之语不绝于耳。

我默问自己：梁晓声，你何时变得如此人情淡薄了？又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

为什么呢？

我不能不严肃地剖析我自己，所得结论便是‐‐当我在文坛这个江湖上的浮名渐大后，开始认为，三十多年前的那些细琐之事，其实没有特别值得铭记不忘的意义了。

但为什么三十多年前，我会在《从复旦到北影》一文中满怀真情地予以记录呢？

因为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因为那时我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无亲无友倍觉孤独；因为那时的我默默无闻像植物需要阳光和水分一样，需要被关注、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