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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但人心的善，在&ldo;不寻常&rdo;年代往往更加感人至深。

随着《悲惨世界》的读者增多，米里哀、襄？阿让、郭文这三位文学形象，越来越引起全欧洲人沉思‐‐那些小说中的好人的原则，难道真的不可以植入到现实生活中吗？如果植入了，现实生活反而会变得更不好了吗？

于是，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始&ldo;化&rdo;人。

而在英国，狄更斯比雨果在善文学即&ldo;好人文学&rdo;方面走得更远，也更极致。

暴动与镇压；一方开动了分尸轮，一方频立绞刑架，在如此残酷的背景下，狄更斯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三角恋爱情故事‐‐法国贵族青年查尔斯？达雷与是律师助手的平民青年卡登，都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叫露茜的美丽姑娘。

达雷因暗中向起义者提供枪支而被关入监狱，等待他的将是死刑。

卡登清楚，露茜爱的是达雷，给予他自己的却是纯洁的友谊。

为了成全达雷与露茜的爱情，也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卡登毅然潜入狱中，营救了达雷，第二天顶替达雷从容踏上断头台……

这故事的利他主义倾向当年使中学时代的我讶异万分。

世上怎么可能有卡登那种人啊！

然而正是在&ldo;文革&rdo;中我理解了雨果和狄更斯‐‐他们将极善之人性置于血腥时代进行特别理想主义的呈现，乃是为了使人性善发出极致之光！

至于王尔德，这位主张&ldo;为文艺而文艺&rdo;，并且放浪形骸的文化知识分子，也满怀真诚地为欧洲的孩子们写出了《快乐王子》那么动人的童话！

它像《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一样，滋润过几代欧洲少年儿童的心灵。

以我的眼看来，启蒙时期的欧洲作家及文化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共同肩负起的文化自觉无非体现在这几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王权专制及其专制下的暴行与丑恶；坚定不移地主张并捍卫思想自由的权利，同时为新时代接生&ldo;新人&rdo;；以饱满的热饮呼唤善的人性与正义之人格。

因为他们知道，倘无善的特侦，所谓新人，也许还不如善的&ldo;旧人&rdo;值得尊敬。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ldo;新人&rdo;如是说：&ldo;他们那么做是因为他们身上最好的一面要求他们那样；如果他们换个做法，他们身上那最好的一面就会感到屈辱和痛楚，使之烦恼，他们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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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尼采，我至今不知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哲学家。

&ldo;上帝死了&rdo;固然是一句包含哲学意味的话，但仅仅一句话构不成哲学。

至于他为德意志帝国所&ldo;接生&rdo;的&ldo;超人&rdo;们，在我看来是人类危险的敌人。

因为他们的人性是冷酷无情的。

一旦另一部分人类被他们视为敌人，他们便会按照尼采的思想指令系统，&ldo;将战靴踏入敌人口中&rdo;。

故希特勒后来在德国军队中散发尼采的&ldo;超人&rdo;小册子一点儿也不奇怪。

三

梁启超倡导&ldo;以小说塑新民&rdo;之当年，其实并没几人响应。

鲁迅在做着与契诃夫一样的事，意义与契诃夫之于老俄国一样深刻且深远。

几乎只有沈从文悟到了什么，却没有根据证明他肯定受到了梁氏的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