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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叹息无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热忱于启蒙者有之，而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

梁启超对&ldo;国民劣根性&rdo;的激抨绝不亚于鲁迅。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伊始曾公开发表厉言：凡1919年以前出生者当死，唯1919年后出生者应生！

何出此言？针对国民劣根性耳。

当然，他指的不是肉体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

蔡元培、胡适也是不否认国民劣根性之存在的。

只不过他们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识分子，不忍对同胞批评过苛，一主张默默地思想启蒙，加以改造，一主张实行教育救国、教育强国，培养优秀的新国人种子。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表达了他的希望：培养具有&ldo;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rdo;的新国人这一教育思想证明了他的希望。

就连闻一多也看到了国民劣根性。

但他是矛盾的。

好友潘光旦在国外修的是&ldo;优生学&rdo;，致信给他，言及中国人缺乏优生意识。

闻一多复信曰：&ldo;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论，来证明我们中国人种上的劣，我将想办法买手枪。

你甫一回国，我亲手打死你。

&rdo;

但他也写过《死水》一诗：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这样的诗句，显然也是一种国状及国民劣根性的诗性呈现。

闻一多从国外一回到上海，时逢&ldo;五卅惨案&rdo;发生不久，于是他又悲愤地写下了《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ldo;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rdo;

为什么他又认为不是了呢？有了在国外的见识，对比中国，大约倍感国民精神状态的不振。

&ldo;不是&rdo;者，首先是对国家形象及国民精神状态的不认可也。

那时中国人被外国人鄙视为&ldo;东亚病夫&rdo;，而我们自喻是&ldo;东亚睡狮&rdo;。

狮本该是威猛的，但那时的我们却仿佛被打了麻醉枪，永远睡将下去，于是类乎懒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