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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第2页）

抓好教育，官员们就能保持住&ldo;天良&rdo;或重新人性归善。

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

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ldo;忠清直劲，老成端谨&rdo;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ldo;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rdo;。

刘墉也因向称&ldo;清介持躬&rdo;而得到重用。

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ldo;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rdo;。

戴衢亨则&ldo;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rdo;。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

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

宁用平庸之徒，不用&ldo;有才无德&rdo;或者&ldo;躁进好动&rdo;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

虽然号称法祖，实际上这一用人标准与他的先祖们并不相同。

且不说清朝兴起时大量任用&ldo;操守有亏&rdo;的汉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时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辉煌。

咸丰年间，大臣张集馨与咸丰皇帝纵谈乾隆年间事，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咸丰说，&ldo;老辈督抚要钱厉害&rdo;。

意思是说，乾隆年间的方面大臣都很腐败。

张集馨却认为，乾隆年间，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阖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今则督抚才具似不如老辈，而操守似亦胜于老辈。

这一说法，也适用于嘉庆时期。

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

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

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

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的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

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ldo;守祖制&rdo;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ldo;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

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rdo;，&ldo;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rdo;，&ldo;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rdo;。

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ldo;不加赋&rdo;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ldo;三饷&rdo;，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

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

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恪守&ldo;不加赋&rdo;的祖训。

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

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万两，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60年间只增加63。

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