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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皇帝要根据贡礼的质量来&ot;判断送礼的君王对皇帝的尊敬程度&ot;。

于是，英国商人开列了第一张贡品清单，其中有一半礼品是临时编造出来的：后来还要编造礼品清单。

如果英国船队在广州靠岸，中国官员肯定会再次施加压力，但他们无法阻止船队从海上经过，因为他们怎么能禁止中国皇帝已经批准做的事呢？因此，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现在谈中国制度的实质。

在中央帝国各地，地方官吏代表皇帝：同时施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

他们就是皇帝：&ot;百姓的父母&ot;。

他们贯彻皇帝的旨意，而且往往容易做过头，因为做过头是不受惩罚的，而违抗谕旨则会受到严惩。

此外，他们随意征收赋税。

他们征收的赋税与上交的税款之间有一个差额。

官吏越贪心，这个差额就越大。

这个差额反映他们的实际权力：正是这个差额令人生畏，使人腐败。

在广州，公行拥有同欧洲贸易的垄断权。

总督和海关监督把这个垄断权高价卖给商人以满足私利。

他们强迫公行将其利润的一大部分上交给他们。

其结果是，外国公司吃大亏。

巴罗获悉&ot;政府派遣的主要官员在上任时总是一贫如洗，到卸任时就已是腰缠万贯了&ot;。

事定上，由于外国商人不能向北京上诉，他们只能通过公行向地方当局送&ot;礼&ot;。

这就是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对中国羡慕不已的天朝官僚制度。

英国的英国人想抨击的正是这种制度。

他们要的是一个门户开放的中国，而澳门和广州的英国人则喜欢和闭关自守的中国妥协--即使让他们的欧洲客户吃点亏也在所不惜。

当中国人害怕中国的时候

在澳门停留时，陪同英国使团一起来的4个中国神父突然分手了。

安神父和王神父原先获准免费从朴次茅斯港搭船去中国，可突然他们到澳门时提出要上岸。

周神父是两名翻译之一，和他们一样也要求上岸：尽管他上船后即成了每年可拿薪金150镑的雇员。

这是在撕毁合同。

的确，这些译员的境况并不好。

他们在巴达维亚看见中国帆船时胆战心惊，因为法律禁止中国人离开中国，除非有皇帝的特批。

法律也不准中国人为夷人效劳。

周和李犯有双重罪：一是未经允许擅自离开中国；二是为某个外国--甚至为两个外国效劳；先是罗马教廷，后是英国。

有时中国人的好奇心胜过恐惧心理：&ot;有的广州人去英国。

但由于害怕被人发现，他们便一有可能就马上回广州，只字不敢提及他们去过英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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