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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所有受援国家的情况都大致相同，其援助的总额为一年500亿到550亿美元。

援助的项目制造出大量的官僚机构，它们很快就变得腐败、低效、亏损累累。

当今世界所鼓吹和倡导的是市场经济与自由企业的优越性，而援助款项仍源源扩充着政府的花费，往往与市场经济的利益相悖。

大部分外援资金都被用于建造公路，桥梁等等，意在“以长远利益”

帮助穷人。

然而，得到此类援助绝大部分利益的，只有那些已经富有的富人。

在穷人变得更穷的同时，外援却成了一种对权势者的慈善。

如果援助欲对赤贫者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就必须重新制定其路线，方能使其更直接地送达穷人家中。

我相信，必须设计一整套具有新目标的全新扶贫方法。

事实上，所有开发援助都应以直接消除贫困为目标。

开发应被视作一个人权问题，而不仅只是一个增加gnp的问题。

在国家经济好转时，穷人的状况不一定就能得到改善，因此，应该对开发重新定义，其定义应只是指底层50％人口人均收入的可测量的正向变化。

有一天，一个美国记者向我找茬，对我无数次地公开指责世界银行之类的“开发援助”

组织而非常恼怒。

像许多人一样，他认为世界银行是一个慈悲高尚、努力付出而不求报偿的机构。

他举起麦克风，用一种挑战的声音说道:“除了总是那么挑剔批评，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如果你是世界银行的总裁，又会采取什么实在的措施呢?”

“我从来没想过如果我是世界银行总裁的话，我会做什么。”

我很冷静地说，“但是我想我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总部搬到达卡。”

“那又究竟是为什么呢?”

“噢，如果像刘易斯·布莱斯顿（lewispreston时任世界银行总裁）所说的‘世界银行的首要目标是与世界贫困做斗争’，那么在我看来，这家银行就该搬到一个最贫困的地方去。

在达卡，世界银行将被人类的苦难与赤贫所围绕。

设身处地于问题之中，银行的官员们或许能够更迅速更现实地解决问题。”

那个采访者点点头。

他看上去不像开始时那样激动了。

“还有，如果总部搬到达卡的话，这家银行的5000名雇员中肯定有许多会干脆拒绝来。

达卡可没有活跃的社交生活，也肯定不是一个世行银行家愿意选择在那儿养育儿女的地方，我想，那会导致许多人主动要求退休或改变工作。

那将有助于达到两个效果：首先，顺势排除那些并非致力投身于向贫困之战的人；其次，能够削减费用，因为达卡的薪酬会远远低于华盛顿特区的昂贵标准。”

采访就此结束。

1987年我访问美国时，与美国媒体有过一次更富有建设性的会见。

当时我正在一个国会委员会上发言，听证会结束时，被匆匆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在那儿，有人正忙着对着一个话筒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