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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其实，所谓“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

，儒家本身就有这种论调，不假外求，只不过立意不同。

《尚书正义·武成》引《帝王世纪》，说武王克商之后，殷商的人民看着周军进城，期待着一睹新君风采。

先看到了毕公，大家以为这就是新君，贤人商容说：“这个人严肃而有急色，不会是新君。”

又看到了太公，大家以为这该是新君了，商容又说：“这个人威风凛凛，是个带兵的人，不是新君。”

接下来周公出场，大家以为这总该是新君了吧，但商容又说：“看这个人的气质，志在除贼，应该是周之相国。”

最后武王露面，商容这才说道：“圣人为海内讨恶，见恶不怒，见善不喜，看这个人气质正是如此，应该就是我们的新君了。”

之所以“见恶不怒，见善不喜”

，是因为圣人存天下之公心，不存私心之好恶。

但如今一代大儒王先谦放弃了本门外王之道的“见恶不怒，见善不喜”

，转而尊奉庄子内圣之道的“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

，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我们最后仍然要留意一下王先谦是在什么时间做出这番转变的——序言的落款里清楚地写着：宣统元年七月。

宣统元年（1909），岁次己酉，这是一个帝国改元的年份，旧皇帝下马，新皇帝上任，距离王先谦为郭庆藩新书作序的时候，也就是距离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个年份，已经过去了15个春秋。

难道在这15年间，那个“怎么办”

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不成？

的确有了答案。

就在王先谦刊行《庄子集解》的前一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接连去世，随后溥仪继位，改元宣统，溥仪的父亲载沣摄政，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就在宣统元年之初，载沣重申立宪组阁，下令各省在年内成立咨议局，还罢免了几名反对立宪的官员，皇权专制眼看着就要改为立宪组阁，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事。

尤其这伟大的一跃竟然还是自上而下发生的。

对于满清皇权来说，立宪组阁之举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只是在局势所逼之下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君主立宪虽然不好，但总好过被如火如荼的革命大军推翻。

几家欢喜几家愁，当初维新运动兴起的时候，王先谦痛斥维新大将梁启超伤风败俗，志在谋逆；《湘报》宣传民权，宣传平等，王先谦斥之为禽兽之行，败灭伦常；可如今立宪组阁是摄政王载沣一手督办的，王先谦就算还想骂人也不容易找到下嘴的地方了。

我们不妨对他的忧虑给以一些同情的理解，毕竟在根正苗红的儒家传统里，政治和伦理向来都是一体的两面，若是政治格局变了，旧有的伦理格局又该置之何地呢？如果天地君亲师错位了，被儒家知识分子们辛苦维护了两千多年的道统岂不也会跟着摇摇欲坠了么？“也知经术非时务，稍为儒林振古风”

，王先谦曾经这样道出自己编修儒学经典时的一丝无奈，那个美丽旧世界看来是守不住了，而邪恶新世界又何曾给自己的心灵留下一截可以栖息的寒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