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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2页）

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

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

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

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

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

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

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

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

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

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

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

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做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

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

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

，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

。

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

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

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

参加运动。

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

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

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

她不是“作协分会”

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

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

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

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

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

。

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

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

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

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

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