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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我母亲所讲述的，是早在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之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传、与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联的故事。

并且，这些故事，在国家把奉天皇为神明的信仰作为日本的意识形态之后，仍然生动地存留在民众生活的层面上。

就这样，在具有二重性、多义性的民众意识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共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还是孩子的时候经验了日本的战败。

并且，那是天皇用人（而非神）的声音宣布的具有打击性的经验。

从那以后，在战后十年左右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最为高涨的时代，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

战后十年的后半阶段，在日本，兴起了认为作为宪法原则的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未必需要认真地推行这样一种社会风潮。

但我认为，我是通过在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了自己的社会感觉。

在小说创作的同时，我所写作的时事性的随笔、评论，始终是把经验了从奉天皇为神明的国家主义的社会，向以独立的个人横向连接为基础的社会的大转变，最后自觉地选择了民主主义――这样一条轨迹作为一贯的主题。

现在，在日本的传媒上，所谓公大于个人，并且，把这个公等同于国家的公，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成为一种强势，在这样的时候，我必须坚定地坚持贯穿自己人生经验的思想。

另外一个话题，我想谈一谈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儿子对作为小说家的我的决定性影响。

我的大儿子大江光，出生的时候就患有智力障碍，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但是，作为年轻的父母，我和妻子决心为这个婴儿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要素。

特别是，当我想通过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渐渐地，我认识到，自己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位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对我来说，是意义极为深刻的必然。

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通过自己有过的动摇和痛苦，以及自己把握现实的能力的丧失，不得不重新检讨了两件事情。

其一，像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经历了那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进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我的精神形成过程中，法国文学作为坐标轴发挥了作用。

其中，萨特是最为有力的指针。

但是，身患残疾的儿子诞生的几个月里，我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坚信已经在自己内心里积累起来的精神训练，实际上毫无用处。

我必须重塑自己的精神。

虽然那时还不是结构主义的时代，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构了，我必须重新建构，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检讨塑造了自己的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所导致的东西。

并且，我重新学习法国的人道主义传统。

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一位拉伯雷研究专家，拉伯雷时代的法国人道主义的形成，是他毕生研究的主题。

我也从中感受到了某种和偶然相缠绕的必然。

另一件我必须重新检讨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一直写作的小说，在当时，对于因为残疾儿诞生而动摇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还是无效?我想重建如此动摇、痛苦几乎绝望的自我。

激励自己――需要从根本上恢复的作业。

于是，我想把这样的作业和新的小说写作重合起来，我写出了《个人的体验》。

当我写出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新生的小说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从积极的意义上认识和残疾的孩子共同生存这一事实了。

同时我也认识到，如此获得恢复的我，面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必须采用新的视点。

因为我热衷于个人家庭发生的事件，已经看不见作为社会存在的自己的积极意义。

我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开始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

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于原子弹受害者们的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