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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2页）

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处在战后以来的恶劣阶段，我在1966年到日本留学，那时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1972年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以后才恢复邦交。

在1966年，刚好是二战结束20多年，也是东京奥运会后两年，当时中日关系尽管官方是不承认中国，基本跟着美国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能感受到日本有一股力量在积极地推动中日关系，民间一股要求中日友好的声音很洪亮。

在新闻传媒方面，也跟官方走，但也有不同声音。

一股力量是主张和平的力量，这其中有的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有的是厌倦恐惧战争的，用官方的话就是&ldo;厌战病&rdo;&ldo;恐战病&rdo;。

第二股力量就是在战争期间他们也知道对中国做了亏心事，也是要求友好和平的。

第三股力量，也是相当多的，他们从意识形态方面向往社会主义，或者说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们也要求促进友好。

还有一股势力，包括在执政党自民党内部非主流的势力，他们也想促进友好，但主要是出自市场的考虑，他们知道日本的出路主要还是中国。

他们认为中日友好是日本惟一的出路。

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这股势力是完全不能忽视的。

这四股势力发出不同的声音。

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从当时的政治形式来看，一边是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一边支持，两股势力经常争论，发出不同声音。

国论二分。

可以想像，当时的日本媒体绝不是一种声音。

那个时代日本人的想法和媒体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声音，当然强弱另当别论。

这是我留学时代感受到的当时的气氛。

这种气氛很自然地反映在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上。

20世纪60年代到日本，当时还没有中国留学生。

我们华裔冬天穿着棉袄，他们就会说，支那人或者支那棉袄，这是不愉快的回忆。

支那这个词充满了轻视，用郁达夫那个时代的说法，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就相当于今天骂人家是猪。

在媒体称呼中国为中共。

日本媒体解释，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当然这是强词夺理啦。

这是当时的一个现象。

基本上日本媒体跟国策走。

还有一股经常制衡的力量出现。

这是恢复邦交之前的情况。

接下来我谈谈日本媒体的特征。

日本是一个新闻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也自称报业大国。

从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日本总共有121家日报，并发行5367万份报纸，每234个人拥有一份报纸，每116个家庭拥有一份报纸。

几乎是家家户户订报纸，可见普及率很高。

其实这个数字要再分析一下的话还会更高，因为日本报纸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

在中国和新加坡，早报和晚报都是两批人马在办报，算两份报纸，但在日本，像《朝日新闻》早上发行傍晚也发行，由同一批记者，同一批编辑部人员、同一批经理、行政人员和同一批广告人员运作。

这些早报和晚报合起来算一份报纸。

刚才的数字是把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如果分开算的话，普及率就更高了。

另一方面，我们看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也是很高的。

比如说〈《朝日新闻》超过800万份，《读卖》900万份，《每日新闻》是400万份以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全国性报纸不止在大城市发行，在乡村和镇也很有影响力。

这样大发行量就决定了他们不能像美国那些高级报纸即alitypaper保持很明确办报方针，保持很高水平。

比如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时》报等基本上保持以政治经济为主的硬性新闻为主的报纸，但在日本，因为是800万份、900万份，需要迎合很多读者的口味，这就决定了在新闻处理方面需要照顾方方面面。

因此，在日本有人提出，日本是不是有高级报纸的存在。

在日本，一种说法是日本报纸融合了高级报纸和大众报纸二者特征，另一说法就认为没有高级报纸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