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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3页）

但是，我的眼里却没有泪水流出，好像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泪水酿出。

这自然就使我回忆起过去在北京大学的一些事情。

普拉萨德是在解放初期由印中友协主席、中国人民始终如一的老朋友森德拉尔先生介绍到北大来任教的。

他为人正直，坦荡，老老实实，本本分分，从来不弄什么小动作，不耍什么花样。

借用德国老百姓的一句口头语：他忠实得像金子一样。

在工作方面，他勤勤恳恳，给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决不讨价还价。

因此，他同中国教师和历届的同学都处得很好，没有人不喜欢他，不尊重他的。

他后来回国结了婚，带着夫人普拉巴女士又回到北京。

生的第一个男孩，取名就叫做京生。

长到三四岁的时候，活泼伶俐，逗人喜爱。

每次学校领导宴请外国教员，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就是要京生高唱《东方红》。

此时宴会厅里，必然是笑声四起，春意盎然，情谊脉脉，喜气融融。

时光就这样流逝过去。

他做的事情都是平平常常的事情，过的日子也都是平淡无奇的日子。

没有兴奋，没有激动。

没有惊人的变化，也没有难忘的伟绩。

忘记了是哪一年，他生了肺病，有点紧张。

我就想方设法，加以劝慰。

我现在已经忘记究竟对他说了些什么话;但是估计像我这样水平低的人，也决不会说出什么精辟的话。

他可就信了我的话，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

又忘记了是哪一年，他告诉我，想到莫斯科去参加青年联欢节。

我通过有关的单位，使他达到了目的。

这些都是小事，本来是不足挂齿的。

然而他却惦记在心，逢人便说。

他还经常说，我是他的长辈，是他的师尊。

这很使我感到有点尴尬，觉得受之有愧。

天不会总是晴的，人世间也决不会永远风平浪静。

大约是在1959年，中印友谊的天空里突然升起了一团乌云。

某一些原来对中国友好的印度人，接踵转向。

但是，普拉萨德一家人并没有动摇。

他们不相信那一些造谣诬蔑，流言蜚语。

他们一直坚持到自己的护照有被吊销的危险的时候，才忍痛离开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