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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2页）

有一个普遍为人们接受的说法，认为公行制度早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已经产生。

这是一种误解。

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外国研究中外关系史的权威美国人马士。

他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远东国际关系史》等著作中都强调了这个说法。

前引亨德的《广州番鬼录》一书也持同调，近人梁嘉彬在他所著的《广东十三洋行考》一书中亦同此说。

其实，这些学者把康熙五十九年的公行和乾隆二十五年的公行混为一谈了，从梁嘉彬转译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书中，有关康熙五十九年成立的公行十三条行规看，当年的公行只具有对外贸易的垄断性质，并不具有代表政府行使职能的权力。

因之，它并不是闭关时代公行制度的滥觞。

公行制度在清代闭关政策历史上，曾有过兴废起伏。

自乾隆二十五年组成后，至三十五年，因&ldo;众志纷歧，渐至推萎，于公无补，经前督臣李侍尧会同前监督臣德魁，示禁裁撤公行名目，众商皆分行各办&rdo;[18]直到乾隆四十七年重组公行，前后中断了12年。

重组公行之后，一直沿袭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为止。

从参加公行的行商数目看，公行刚组成时仅9家，后上升到13家，到道光九年只有7家；道光十七年又回升，达到13家旧数。

这种兴废起伏，除公行本身尔虞我诈外，与外国商人的反对有关。

终整个闭关时代，外商与公行商人之间，维持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

公行制度虽具有半官方的对外垄断性质，并且阻隔了外国商人直接与中国官方接触；广州一口通商虽从地域上限制了外商的活动范围，但如果没有一套具有法律意义的规章，仍不足以将洋人与内地民人隔离，乾隆二十四年（1759）发生的洪仁辉事件，使清政府决心加强对洋人的防范。

洪仁辉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通事。

他在公司的策划下以贸易为名，驾船由广东出发，直上天津，要求清政府准许通市宁波，并揭发粤海关舞弊和英商所谓受屈的情况。

这一事件，使清政府极为震动。

第一，自清朝定鼎以来，从未有洋人驾船直上京畿告御状的先例；第二，乾隆帝怀疑此事必有&ldo;内地奸民教唆引诱&rdo;，[19]&ldo;外借呈递之名，阴为试探之计&rdo;。

因之，穷加究诘，派福州将军来粤检查，将几个认为勾串的汉人做了严重处理，并以洪仁辉&ldo;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rdo;之罪，押往澳门圈禁三年，期满驱逐回国[20]

洪仁辉事件，使清政府对洋人和汉人相结合的疑惧得到了加强，为了&ldo;防范于未萌[21]清政府决定对外商行动严加限制。

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受命拟定《防范外夷规条》进呈。

到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又陆续颁过三个防范章程。

这些章程，都是以李侍尧章程为基础修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