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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第2页）

如此看来，这里的中下层平民，只有少数与酒有缘，绝大多数是无关于酒的，比殷墟王邑平民间的饮酒风气之盛显得低落得多。

但这里的贵族和上层平民腆于酒方面，却又与殷墟王邑相一致。

酒进入寻常平民阶层的生活领域，大概商代前期即已发生，唯在相当长时期内限于小部分人范围内，只是到晚商时期才有较大泛滥，其中尤以殷墟王邑为甚。

郑州商城城根一带曾发现25座平民的小型土坑墓，有16座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9座中仅2座出陶酒器，只占总墓数8％，一座以爵、斝配鬲、簋、豆，一座以爵配豆2。

这表明商代前期平民中饮酒现象十分有限，但毕竟已为后来殷人&ldo;率肄于酒&rdo;开了先河。

不过这一现象并非所有地区都呈上升趋势，也有例外。

如河北藁城台西中商遗址，在一、二两期总数112座墓中，约占57％左右的64座中小型墓，尽管大都有棺，随葬品始终为一二件陶鬲、罐、盆、碗之类的炊食器；还有约占34％的38座小型土坑墓或有棺墓，几无任何随葬品。

凡出酒器的，几乎都用人殉葬，共10墓，占总数89％，酒器组合为四式：

（1）觚、爵、斝；（2）觚、爵；（3）觚、斝；（4）盉；其中前三式均为青铜礼器，后一式是陶礼器。

个别墓配有铜鼎、瓶之类，多数墓又同出一二件陶食器1。

显然崇饮之风主要盛行于本地权贵之间，而一般平民中，酒一直没有足以推广的条件。

成鲜明对比的是，商代贵族统治者之间，崇尚饮酒始终贯穿有商一代，反映到贵族葬制，其随葬礼器从最初时期起，就是&ldo;重酒的组合&rdo;。

曾有学者综合郑州商城、辉县、温县、殷墟等地商中心统治区内77座不同时期贵族墓出土青铜礼器，进行总体考察，得出以酒器觚、爵为核心的组合方式，在商代前期即已产生，一直保持到商末。

郑州和辉县二里冈期墓葬，随葬觚、爵的套数有一套至数套之别，还必配其他器类，以配鼎、斝组合为常见。

郑州商城个别贵族墓还有以象牙觚替代铜觚者。

殷墟各期墓葬，铜礼器种类增多，然觚、爵仍为组合核心，在武丁统治前后，有一墓出40～50套者；此后器类搭配更趋繁化，形成酒器加炊器、食器、盛器、水器和礼乐器的完善组合形式2。

有学者认为，食器鼎、簋与酒器觚、爵搭配组合的固定形式，是殷墟三期才出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以至鼎、簋组合单独存在的过程3。

后又有学者据殷墟二期小屯18和司空80539等墓出土材料提出新论，指出这是武丁主政期间铜器组合出现的新变化，早先的觚、爵配鼎、斝，向觚爵配鼎、簋进行转化，就是武丁对商代礼制的新发展1。

然以考古发现论，盒被引进礼器行列可早到商代前期，始起于南方，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咀2墓，出四鼎一簋，配四爵一觚三斝等青铜礼器，（图30）墓葬年代相当中原二里岗期2。

江西新干大洋洲新近发现的大型商墓，出青铜礼器50余件，有鼎、簋搭配卣、甗、鬲、罍、瓿、壶、豆、带把觚等器物者，其组合没有中原常见的爵、觚、斝等酒器，具有江南地方特色，墓葬年代为吴城文化二期，相当中原殷商时期3。

这表明，以&ldo;重食&rdo;为内涵的鼎、簋组合，在商代主要流行于长江中游地区，是南方商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武丁时期有可能直接从南方吸收这种文化因素，促进本身礼制的深层变化。

《诗&iddot;商颂&iddot;殷武》述武丁史迹云：&ldo;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衷荆之旅，有截其阻。

&rdo;旧注谓：&ldo;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武丁）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

&rdo;4武丁时期与南方地区交通的畅通，为其饮食文化相向反馈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