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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治大国如烹小鲜下（第2页）

左都御史丘橓曾在一份奏书里感慨道：“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

钱神锢臭，恬不为非，无怪乎廉白之名迹多不见于天下矣”

。

面对朝廷官吏的整体堕落，这一百一十个监察御史如何监督得过来！

“所以说无约束的皇权是万恶之源，无论多么缜密的监督网络，如果漏掉了皇帝这条最大的鱼，监督体系最终都会变成一种摆设。

而当监督体系完全失效之后，就是新一轮的王朝更替。”

龙轩感觉很可笑，自己思虑到如今，最终要解决监察体系的办法，居然是限制自家的权力。

明朝的监察权力一直掌握在皇帝手中，当皇帝勤政有为时，监察体系能够有效运作，确保吏治清明。

而当皇帝出现惰政、乱政之时，监察机构就会产生异化。

异化的一种表现是，监察权力沦为政治暴力的工具。

建立严密监督系统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朝廷官员的清廉，严厉惩治贪·腐官员只是一种手段。

朱元璋对贪官“剥皮揎草”

，用意也只是震慑而已，希望官员都洁身自好。

但是，后来的皇帝更看重的是这种生杀予夺的大权。

他们利用厂卫及其他监察机构来控制朝廷官员，通过莫须有的罪名和秘密的杀戮来建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的统治局面，以达到皇权的稳固，将一个正大光明的zhengfu机构，变成了yin谋为本的特务机关。

典型的背本逐末。

明朝的皇帝这样做，朝廷的官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殿为臣的官员们也开始利用监察机构的权力互相攻击。

在明朝，官员根据门生关系、同僚关系、同乡之谊等形成诸多的朋党，如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等等。

各个党派为了自身的势力，相互倾轧。

而斗争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掌握监察机构，引导舆论，在官员的定期考核中清除对立党派的官员。

如嘉靖时，严嵩即在监察机构内部安插自己亲信鄢懋卿、胡宗宪担任御史、巡按以打击政敌、铲除异己。

徐阶力图去除严嵩，自己入阁，于是“授意御史邹应龙、林润弹劾严氏父子”

。

由此开始，科道诸官沦为内阁权力斗争的鹰犬，对不同政见、不同立场的政敌，在内阁首辅或者本帮宿主的授意下“群起而逐之”

。

更有甚者，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权柄在握，大肆利用御史或者言官打击异己。

天启初，周宗建上书批驳魏忠贤专权用事，魏阉则指使给事中郭巩弹劾周宗建。

其他科道官员如崔呈秀、倪文焕、石三畏等，御史王绍徽、崔维华等人，为魏忠贤打击东林党尽了犬马之劳。

在明代后期朋党之争的漩涡，监察机构逐渐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此时的监察机构已经完全背离设置该机构的宗旨，成为了吏治进一步败坏的催化剂。

异化的另一种表现是，监察官员整体的堕落。

明洪武十三年正式确定了官员的俸禄标准，其中一品官员是87石月、二品61石月、三品35石月、四品21石月、五品16石月、六品10石月、七品7.5石月、八品6.5石月、九品5.5石月。

对比所有的封建王朝，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

而且明朝廷在发放俸禄的时候只是发放部分禄米，其他部分通过折钞的方式发放，往往是朝廷变相地克扣官员的俸禄。

所以明朝廉洁的官员都过着相当艰辛的生活。

如明英宗时期，御史刘准为七品官，每月实际发放的禄米只有一石五斗，养不活一家人，病死之后，还留下向同僚借的30石米的债务无法还。

明宪宗、孝宗时的张昺，官至正四品的四川按察司副使，因病辞官后生活无着，时而断炊，死后没有钱买棺材，还要靠旁人帮村才得以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