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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第2页）

英、美采取平行外交，劝导恭亲王、文祥对外结好，对内改革，事事借力西人，仿行西法，是即所谓&ot;合作政策&ot;。

从好处说，他们是与人为善，如中国应付得当，可以为利，否则为害亦巨。

俄、法态度与英、美不尽一致，不过俄国在东亚所获已大，转而经营近东及中东，不妨暂观一时。

法国形势较孤，忙于经营越南，希望乘机加强其在华的保教地位及推进他种权利。

合作政策的初步表现，可以中外续订新约为例，恭亲王等预料其他西方国家势必步英、法、俄、美后尘，请求立约，命上海钦差大臣预为阻止，但势不可能。

一八六一至一八七四年，先后与中国订约的计有普鲁士（一八六一）、葡萄牙（一八六二）、丹麦、荷兰（一八六三）、西班牙（一八六四）、比利时（一八六五）、意大利（一八六六）、奥地利（一八六九）、日本（一八七一）、秘鲁（一八七四）十国。

普鲁士为新兴强国，总署初示犹豫，英、法代为说项，谓普为大国，不可不允。

丹麦亦因英、美的协助，如愿以偿，约中关于商务条款，亦予英、美以若干方便。

葡约签字后曾生波折，迟至一八八七年方正式成立，中国承认澳门永为葡有，葡允协助中国征收澳门烟税，此为赫德的调解。

秘鲁因有虐待华工之事，特立查办专条。

这些条约大都系在天津签字，原因是总署不愿于立约前让各国代表入京，避免和他们直接谈判。

条约的内容，与前此各国所订者相同，包含各种特权，可见总署的主政者，仍缺乏近代外交知识，任听外人摆布。

较为例外的是中日条约。

清廷的内部兴革，亦非完全自发。

蒲安臣初到北京，即劝恭亲王编练一支能战的军队，表面的理由为平定内乱，另一不便明言的动机在强化华尔的常胜军，增高美国在华的发言权。

一八六四年六月，南京行将攻下之时，蒲安臣通令美国领事，与中国官员合作，承认中国的合法利益，正当执行条约规定，以公平外交代替武力。

英人不仅先后在天津、上海为中国练兵，并劝购置兵轮，用意与美国相同。

及太平军瓦解，清廷政权稳定，于是分由赫德与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出名，于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及一八六六年三月，向总署呈递《局外旁观论》与《外国新议略论》，建议兴办其他新政，事前英、美外交官曾参与其事。

时驻京公使经常在蒲安臣的寓所聚会，商讨未来对华的应行政策。

《局外旁观论》提出之前，蒲安臣面告文祥，各国均愿以公正态度与中国交涉。

文样亦称道他是中国的真实友人，处事和平，知中外大体。

赫德总掌海关行政以来，税收激增，总署对他自多好感。

威妥玛为最谙悉中国事情的英人，他的《外国新议略沦》系由阿礼国代致，无异作赫德的支援。

两人所论，不外内治外交的种种利弊，而归之于急需借法自强。

他们首先强调条约关系至大。

赫德说：某事当行或不当行，有条约可凭，如不遵照，势必召来战争，而出以强迫，或起而代行，不如自办、早办。

他所重视的为铸银钱、修铁路、造轮船、设电线，主张洋商华商合办，明言此为日后外人所必请。

其次为允许公使觐见，派遣使臣驻扎各国。

威妥玛措词更为激切，等于恫吓。

他说：&ot;各国在华都有要务，不能弃置，系中华立约相保&ot;，如不照行，难免干预，中华将不能一统自主。

如决意试行，&ot;各国闻之，无不欣悦&ot;。

除遣使、铁路、电线外，并应开采五金、煤炭，所需经费均可借贷，所需人材并可约外人相帮，亦即中外合办。

又说：&ot;各国代谋诸事，虽谓于外国有益，实于中国更有大益。

&ot;阿礼国声称威妥玛系奉令撰成，希望不要轻予搁置，总署自不得不加理会。

于是又可知所谓新政不尽出诸中国自发，而是外力胁迫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