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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2页）

天经地义应该由政府出面该做的事情，譬如蠲免赈济，却公然撒手不管了。

不仅如此。

按照如今的规定，农民的合理负担不能超过年收入的5，尽管这比汉朝之后历代王朝的名义负担多了1。

66个百分点，农民倒也没有不满的表示，毕竟从前的数字也不过是个名义，何况什么都在涨。

但是一家人一年交2000多元，实在高得离谱。

根据李昌平提供的数字，监利县农民合理负担的总额大约是1。

7亿元，县政府同意征收的是2。

2亿元，多收了5000万元。

经过层层加码，全县实际负担的总额是3。

87亿元，比合理负担增加了2亿多元。

超出了1。

27倍。

实际上，如今农民的负担已经达到了全部收入的25左右，比儒家经典的&ldo;什一而税&rdo;高出一倍还多。

这样，农民抗粮的意愿自然增加。

他们觉得不公道，又觉得心疼，拿出这么大的一笔钱来也确实有困难。

政府收了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呢？除了一次性的建楼买车之外，据李昌平介绍，主要用来发工资养干部了。

监利县各级干部任意安排亲朋好友吃财政饭，导致人员严重超编。

仅一个容城镇财政所就有150多人，其中正式编制不过20来人，超编130多人。

现在我们知道关押的需要从何产生了：根子在额外征收的税费。

而额外的税费又产生于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楼和小轿车，产生于严重超编的人员。

这还不算完。

李昌平说，在征收出现困难，上级政府又严厉督催的时候，基层干部经常向亲朋好友借高利贷垫付，有的干脆自己借自己的钱。

2000年，监利的县、乡、区、村四级债务约10亿元，为此，全县每年支付利息约2亿元，而全县合理的农民负担不过1。

7亿元，还不够还高利贷的。

每到收款的季节，乡村干部就拼命收钱，截留下来偿还自已经手的高利贷。

结果，利率高达20的10亿巨款，又成为新的农民负担。

于是，在超编人员工资和超标准的大楼小车之外，我们在灰牢背后中还可以发现第三种需要：干部及其亲朋好友构成的债主集团的利息收入。

在上述背景上，农民的抗粮和干部的镇压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是真实而要紧的利害冲突，灰牢就是这种冲突的产物，其功能是维护干部受益、农民受害的利害分配格局。

按说，超标准楼房、超编干部工资和高利贷收益都不属于合法权益，属于利益分配的潜规则体系，但它们又确实获得了地方权势半公开的、瞒上不瞒下的支持，对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于躲躲藏藏。

据此，我们可以把灰牢定义为支持&ldo;潜规则&rdo;和&ldo;横规矩&rdo;的威慑手段。

八、灰牢利害续考

写出上述定义之后，我又觉得心虚了。

莫非灰牢完全没有维护公众利益的作用吗？如此断言恐怕有失公正。

在实际征粮的时候，公共利益（合法征收部分）与代理人利益（冗员和超标准用品等）是搅和在一起的。

谁说得清抗粮抗的是哪一部分？代理人的利益之所以能够搭便车，正因为有这种模糊性存在。

另外，据我所知，灰牢并不仅仅关押抗粮者，前些年还大量关押过违犯计划生育规定的人。

一位河北农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对付超生游击队的主要办法，就是把潜逃孕妇的公婆或父母抓起来，锁在小黑屋里冻着饿着，同时放出话去，让孕妇拿着流产证明来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