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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推广宗教的最大的力量是政治，一个隋文帝，胜于一万个高僧来讲经传教，然而，他痴迷于佛教之外，又是一个很明白的人。

他对知己朋友、一代高僧灵藏律师说：&ldo;我是俗人中的天子，你是出家人中的天子，你劝人行善，我劝人戒恶性，说法虽然有别，意义却相同。

&rdo;这几句话，把佛教思想与国家政治结合起来。

无意或有意地又把佛教工具化了，（唐&iddot;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隋文帝杨坚画像）

这样，首都长安既是国家中心，也是佛教基地。

隋文帝将全国名僧召集到长安译经和讲学。

通过辩论与判教，打破佛教内部的南北对峙，融合各派精义，并由佛教的智创立了天台宗，使各教各派归于一尊。

（西安隋代寺庙大兴善寺、青龙寺等。

天台山风光。

天台山的天台宗寺国清寺、高明寺、善兴寺、青觉寺、智者大师塔院等）

隋王朝的统一天下和佛教的南北归一，互为配合，相得益彰，佛法与皇权已经密不可分，隋文帝美滋滋地被人称作&ldo;大行菩萨国王&rdo;，隋炀帝被人称作&ldo;主持菩萨&rdo;，连隋炀帝的母亲受戒后也称为&ldo;妙善菩萨&rdo;。

大臣们全都有种种佛号。

宫廷里天天设坛讲经。

烟雾缭绕，宛如寺庙，佛乐高鸣，永夜不绝。

帝王后妃出巡在外，常有僧尼跟从，随时可开道场。

文帝与律师灵藏还同榻同舆，议论国务。

隋王朝成了地上的佛国，在隋王朝短短的三十八年间，修建寺塔五千所，塑造佛像数万身，重修无计;专职的僧尼达五十余万。

单是隋炀帝个人所写的抄《法华经》就有一千部!

这强大的劲势，必然造成了隋代莫高窟的蔚然一新。

三十余年，隋代重修和开建的洞窟多达九十四个。

几乎是乐僔开凿莫高窟二百多年来总数的一倍!

然而，隋代洞窟的真正价值，并不表现在数量陡然增加和工程浩大方面。

要看到它深层的意义，必须钻进洞窟去看‐

自然，你发现到了，那原有的清寂幽暗的气氛不见了，代之而来是开阔温和，勃勃生机;塑像忽然变高变大，气势倍增;佛陀也不再是孤单单坐在那里，有的洞窟竟然拥挤着一群新面孔的塑像;墙壁上还出现了许多陌生、新颖，绘声绘色的画面，五彩缤纷地撩动人的眼帘;至于那些菩萨的面孔，你从中看出了什么?

在人类史上，有时社会离不开宗教背景，有时宗教离不开社会背景。

隋代佛教的社会背景与此前的南北朝时代不同。

南北朝多灾多难，生灵涂炭，人们内心愁苦难安。

早期传入的小乘佛教中那种克制贪婪与欲望，以摆脱痛苦，达到解脱，便十分契合人们的精神与心理。

（莫高窟北魏洞窟中的塑像与壁画。

第259窟禅定佛。

第248窟苦修像等）

但是隋代就不同了。

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朝的动荡离乱，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纽结一起，形成空前丰饶富强的国家社会。

盛世之时，人们的要求愈来愈多。

对佛的要求，便是由帮助他们解脱痛苦，更多地转变为保佑他们现实的要求得到满足。

原先的解脱自我的小乘佛教便让位于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

而中国人向来注重现实要求。

他们重于眼前的实际的&ldo;现世报&rdo;，轻于虚无缥缈的&ldo;来世的果报&rdo;;来世太遥远，太空茫，太没有把握;那种此生受苦愈多，来世必有善报的无从兑现的允诺，远远比不上立竿见影和有求必应。

这便是大乘佛教在隋代中国开始盛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