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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2页）

周处像。

周处，晋代人，《晋书》、《世说新语》有传。

&ldo;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

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

&rdo;为史上改过自新之典型，京剧《除三害》演其事。

兴平伯高杰，相当程度上让人联想到周处。

吴三桂像。

吴三桂，崇祯间辽东总兵，封平西伯。

闯军破北京后，吴三桂降于满清，在山海关一片石会同清军击败李自成。

清军由此入关、占领北京。

当时南京不以为其叛降，目之&ldo;仗义媾虏&rdo;。

一

明亡于清，这是历史事实。

从这个事实，人们又普遍生出一种看法：满清是明朝不共戴天的仇敌；正如金人是北宋的仇敌，蒙元是南宋的仇敌，抑或日本是近现代中国的仇敌。

清末民初，以及抗战时期，都曾用民族主义情绪渲染这段历史，抒发亡国之恨。

较通俗的例子，如欧阳予倩先生名剧《桃花扇》。

1957年，他忆其缘起：一九三七年初冬，抗日战线南移，上海沦陷，我怀着满腔忧愤之情，费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把《桃花扇》传奇改编为京戏……我突出地赞扬了秦淮歌女、乐工、李香君、柳敬亭的崇尚气节；对那些两面三刀卖国求荣的家伙，便狠狠地给了几棍子……福王，我是把他作为一个昏庸的傀儡皇帝来处理的。

四镇武臣如刘泽清之流，拥兵自重，睚眦必报，毫无抗敌之心而投降唯恐落后……把以上的一些人物在那个时间搬上舞台，还是有些作用的。

像这样的戏，在那个时候演出，影射时事在所难免……[1]

此戏先写成京剧，1946年底改话剧，1963年再拍为电影，跨越数种艺术样式，影响当然可观。

它是在孔尚任同名作基础上改编而来。

读一读孔氏《桃花扇》，可明显看到两者间主题大变。

孔剧所表，乃正邪之辨，或曰&ldo;君子&rdo;、&ldo;小人&rdo;之别；在欧阳予倩那里，此亦为一线条，却退居次位，焦点乃是民族大义与爱国情怀。

欧阳予倩承认，他是将剧中故事比附于抗日现实；换言之，1644年弘光政权与满清之间，与1937年中日之间，颇能令人触景生情。

这种解读，非欧阳予倩所独有。

实际上，明季历史自晚清重新引起注意以来，基本便负载着民族主义话语，也被用为这种历史资源。

不单史学家由此着眼，政治家也乐于这样激发民众。

同盟会有十六字纲领，其中的八个字&ldo;驱逐鞑虏，恢复中华&rdo;，完全取自明太祖北伐宣言：&ldo;驱逐胡虏，恢复中华&rdo;[2]，二者所差，一字而已。

由这番历史勾连，&ldo;明末遗恨&rdo;隐然指向&ldo;中华&rdo;的得而复失，和&ldo;胡虏&rdo;的卷土重来，明清鼎革于是被提取为一段悲情史，以发挥激醒现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