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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2页）

他只是无力或不必继续去做某种徒劳的事情。

就本来意义而言，投降只是当事不可为时，一种以求自我保护的处置。

小至个人，大到国家，都可能采取。

它和品格、道德无关。

不仅如此，从国家伦理层面上不歧视投降，包含了对个人生命的尊重。

它承认，生命面临危险时个人有权将其安危置于首位，只要这对于国家并无实际的损害。

如果更进一步，国家应该认为，公民为保护其生命安全所采取的行动，不但不违背，相反恰好符合国家利益。

帝制中国却没有这种观念，它认为个人是皇权的&ldo;私有物&rdo;，其生命、身体及一切概不属于自己，他们没有任何自我权益需要考虑。

基于单方面索取的关系，皇权对其子民提出了终极占有的要求。

子民之于君上，不单为之服务、工作，也随时为之献上生命。

为保证这种关系，建立了一整套人身依附的伦理秩序，臣为君死、子为父死、妇为夫死，使社会‐‐从家庭到国家‐‐都纳入同样的逻辑，由此建成一个&ldo;名节&rdo;系统。

观察这个&ldo;名节&rdo;系统，我们除了从中看到中国特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形态，也看到了历史的阴影。

换言之，这套东西对中国来说，并非自古而然，而是随着历史变化，逐渐走到这一步。

在汉唐盛世，还没有这么严苛的&ldo;名节&rdo;系统；它不是汉文明上升期的产物，却明显随着宋明悲情历史而凸显和强化。

十六世纪起，欧洲经历过一次宗教改革；早其四五个世纪，中国实际上也有类似的过程，所不同的是，欧洲从中得到解放，中国得到的反而是束缚。

从宋儒到明儒，古典儒学变为新儒学，其结果，中国社会伦理愈益保守。

而这一过程，恰逢汉族中国两次亡国。

我们无法判断在这种历史结局与国家伦理之间，什么是因什么是果，抑或互为因果；但显然，悲情愈来愈多地投射于民族心理。

降附现象在明末唤起的反应，肯定与自信无关，而是十足悲情的流露，某种输不起或自闭的因素已潜入我们的气质。

这过程后来还在继续，还有进一步的发展。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我们清楚明末的情况其实不算最糟，类似杨士聪那种人当时尚能&ldo;善终&rdo;，如在当代，难乎其难。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从潘汉年到刘少奇，多少人含冤于&ldo;叛徒&rdo;名下。

&ldo;叛徒&rdo;、&ldo;投降&rdo;这类罪名，杀伤力之大无以过之，扣上此帽，连国家主席也无望生还。

1975年8月4日，毛泽东又就《水浒》谈话：&ldo;《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rdo;[114]江青、姚文元等即以此攻周恩来、邓小平。

9月20日，周恩来接受最后一次大手术，推入手术室前，他奋力喊道：&ldo;我不是投降派！

&rdo;[115]其中，有政治的严酷，更有历史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