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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美文语言及其他（第1页）

——兼与李建军、摩罗先生商榷

2000年，周实先生执掌《书屋》时，我读到一篇文章，洋洋数万言，说的都是汉语不行，早已过时了，应当和世界并轨，以拼音代替。

我当时就很不同意，把意见去信告诉了周实。

2001年，摩罗兄在《大学生》、《粤海风》上撰文呼吁，“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

，并在《因幸福而哭泣》书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2003年，我和李建军兄同时受友人之托，写批评贾平凹先生的文章，都有三万来字，我的题目是《乱弹贾平凹》，写了平凹好的方面，也批评了他的不足，评了他的中短篇小说、散文，也评了他的长篇小说，如《废都》、《浮躁》、《高老庄》等。

我高度赞扬贾平凹的语言，尤其是他写景、描摹某些细节心理上的文字，单这方面看，可以直追《红楼梦》，深得《红楼梦》、《金瓶梅》、唐宋八大家和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美文”

传统或文言传统真谛。

其有关不足的地方，如贾平凹的缺乏现代人精神、品格，有些小说细节设计上的可疑不真等，我和李建军不约而同都谈到了。

但由于李建军只批评《废都》，侧重点也和我不一样，有些问题我注意了，他未涉及，有些问题他注意了，我未涉及，这是情理中的事。

不过，我们居然也有得出了完全相反结论的，这就是他把《废都》批得一无是处，尤其用统计的方法，批评了《废都》的语言，那简直就不能要了。

李建军的大作写成后，一拆为三，分别在2003年第三期的《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同时发表，很快又把它们都给我寄了来，我看后觉得很痛快，从他的角度说，有理有据，咄咄逼人，也人木三寸。

可我的结论，为什么和他那样不一致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2003年7月25日，《文艺争鸣》的编审朱竞女士来京，约了资深编辑、作家岳建一老师和我们聚面，“蒋泥遭遇李建军”

，席上我们为这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谁都说服不了谁。

朱竞就要我写成文章，来和李建军“争鸣”

。

岳建一老师则在中间笑道：李建军从文本出发，走的是纯粹语言或语法分析的批评家路数；蒋泥本身搞创作，读诗不少，走的是文学家的路数，被贾平凹文字里的诗性、灵气打动了。

而且，朦胧诗和中国古诗里的不少句子，是无法用语法来分析的。

这番话一语道破批评的两条路数——学者的路数和作家的路数。

作家是讲悟的，学者是讲理的，就有了分别和差别，从各自的路数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错。

作为优秀的学者，李建军的一个主要看法是，贾平凹的语言是死的语言，想当然的语言，至多来自书本，生活里再也没有了；他在细节安排上的失真，使作为外壳子的语言，同样要不得。

我发现，李建军的立论依据，是以目前的生活语言前提的。

但问题正如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过的那样：“五四”

运动前后，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提倡、推进白话文运动，功绩不谓不大，但他们把白话文置于文言文以外，并认为二者“水火不容”

，此后几十年，中国大陆的作家们太相信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了，他们“迷胡不化，把我们中国美好的语言传统，弄成个那样不堪一读的，不三不四的东西”

。

这并非虚辞。

只要读读那时候的文章和时下之笔墨涂鸦，尤其那些“土八股”

、“洋八股”

等，即立现高下。

中国汉字经过几千年锤炼，已经积淀了丰富的文化气蕴，它是感悟的、包含人性美的文字，吟诵中自有意韵。

周作人就说，汉字的特点是游戏性、装饰性与音乐美。

汉字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形象的、感悟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