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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钱学（第1页）

《中华读书报》曾发表张蔚星先生的《说一说钱学》，对当前的“钱钟书”

研究极力贬抑。

不久，蒋寅先生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同类性质的文章。

足见人们在这件事上存在极大的分歧。

我的看法是“钱学”

的兴衰还是顺其自然，一些中青年学人自发自觉地整理、“普及”

、“宣传”

“钱学”

，完全不是坏事，相反，它可以做、应该做、值得做。

张不这样认为，他的说法是必须通洋文、通国学才能阅读钱钟书、研究钱钟书；蒋的看法是不读钱钟书读过的书就不能读懂钱钟书。

二人的看法在我看来都是片面的，试以析之。

明眼人都会发现，钱著中“外国的军火”

（洋文）只是辅助的东西，跳过它我们完全能理解，因为文章对每句洋文都有汉译。

钱先生撰写古奥深文的目的多半是为了将中外文化打通，得到其中的思想即可将小小枝节上的问题忽略不计。

洋文、国学半通不通如我，自信已吸收、消化了绝大多数观点、思想，得益之多超过任何教科书。

他的著作比那些有“必读价值”

、是“基础性研究”

、不乏“学术范式”

的东西其身价不知要高出多少！

我一贯认为，对“钱学”

只有通盘理解以后才能融汇贯通，真正体会出它内涵的博大精深，结构的新颖独特。

《谈艺录》、《管锥编》固然是笔记体，一则一则的，看上去真像“小巧精深”

，而非“博大精深”

，可是加以联系、梳理以后，就会发现“小巧”

实在只是表面化的特征，它们的“博大”

体现在似嫌松散但前后不无关照的内容之中。

以《管锥编》为例，它不用体系，没有整体的结构，“整部书就是片断的汇集”

，像一捆手榴弹，虽由个别引语组成，但每次摘引都试图想通电、点火，好比电影蒙太奇，通过千万次的管窥，视野不断扩展，经个别接触而广建联系，利用和发展了中外关于艺术家和学者的观念。

《管锥编》的内容太多太杂，涉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什么样统一的“体系”

都装不下这样丰富内涵的思想，所以，他不想建构自己的“体系”

或文化大厦，对建立这种“体系”

也不感兴趣，认为它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在他看来，很多思想体系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像一座倒塌了的大厦，只剩下片言只语可供后人利用，正如废墟里的材料。

一部繁琐的著作中能够留至现在的大抵只是几句话——几条定律，而这些定律的适用范围又被后人进行了严格的限定。

牛顿的科学论著今天就很难有人去通读。

一位大哲学家建立一个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最终命运比牛顿幸运不了多少。